Andrew Yang：应该用AI红利发钱

企业家、2020年民主党总统竞选人Andrew Yang称，显而易见的做法是把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以红利或全民基本收入形式迅速、广泛发给美国民众，态度会很快好转。他未在这条发言里给出金额、税基或立法路径，只把分配速度和覆盖面写成改善舆论的开关。

这是他七年主轴的再包装。2020年竞选核心是“自由红利”：18岁及以上公民每月1000美元、每年1.2万美元，无附加条件，现有福利可二选一，资金设想靠增值税，竞选口径曾称增值税约800亿美元量级、全民支票年度开支超3万亿美元。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后他退出，得票未把方案带进立法。近日他在财经电视上改口强调向人工智能征税、少向工资征税，并引用Anthropic首席执行官Dario Amodei 2025年提出的约3%人工智能收入税，以及桥水估计五年内约18%美国岗位受冲击；客服岗位他举出约290万从业者，称机器人已在部分中心胜过人工。Scripps报道他另推过由数据经济出资、家庭年付约1.5万美元的方案。

他同时办了一家不靠国会的现金实验。Noble Mobile以话费折扣和“少用手机给钱”做注意力经济的反向产品，他称欧洲无线资费与美国约1000亿美元级差距是创业切口，并怀疑钱不该先流经政府。民间“人工智能红利”试点则由保障收入基金等组织向约50人发每月至多1000美元，初始资金约30万美元、一年计划约300万美元，对象是被裁员者而非全民，为期六至十二个月。

把“迅速发钱”写成改观舆论的工具，等于承认技术红利的政治瓶颈不在模型，在票箱感受。支票能买时间，买不到税基自动出现。人工智能公司利润、算力资本开支和工资税基收缩若不同步，红利就变成国债或新税的另一种叫法。

市场机制上，买方是要现金缓冲的选民和被替代的白领，卖方是要用税收或数据租换社会许可的模型公司。交易由舆论和岗位冲击预期驱动，不是已立法的拨款。资金从拟议中的人工智能税、增值税或数据收费流向个人账户。受益方是先拿到支票的家庭；承压方是税基被重新定义的企业和仍按工资税运转的财政。

来源：公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