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Yang：應該用AI紅利發錢

企業家、2020年民主黨總統競選人Andrew Yang稱，顯而易見的做法是把人工智能帶來的收益以紅利或全民基本收入形式迅速、廣泛發給美國民衆，態度會很快好轉。他未在這條發言裏給出金額、稅基或立法路徑，只把分配速度和覆蓋面寫成改善輿論的開關。

這是他七年主軸的再包裝。2020年競選核心是“自由紅利”：18歲及以上公民每月1000美元、每年1.2萬美元，無附加條件，現有福利可二選一，資金設想靠增值稅，競選口徑曾稱增值稅約800億美元量級、全民支票年度開支超3萬億美元。新罕布什爾州初選後他退出，得票未把方案帶進立法。近日他在財經電視上改口強調向人工智能徵稅、少向工資徵稅，並引用Anthropic首席執行官Dario Amodei 2025年提出的約3%人工智能收入稅，以及橋水估計五年內約18%美國崗位受衝擊；客服崗位他舉出約290萬從業者，稱機器人已在部分中心勝過人工。Scripps報道他另推過由數據經濟出資、家庭年付約1.5萬美元的方案。

他同時辦了一家不靠國會的現金實驗。Noble Mobile以話費折扣和“少用手機給錢”做注意力經濟的反向產品，他稱歐洲無線資費與美國約1000億美元級差距是創業切口，並懷疑錢不該先流經政府。民間“人工智能紅利”試點則由保障收入基金等組織向約50人發每月至多1000美元，初始資金約30萬美元、一年計劃約300萬美元，對象是被裁員者而非全民，爲期六至十二個月。

把“迅速發錢”寫成改觀輿論的工具，等於承認技術紅利的政治瓶頸不在模型，在票箱感受。支票能買時間，買不到稅基自動出現。人工智能公司利潤、算力資本開支和工資稅基收縮若不同步，紅利就變成國債或新稅的另一種叫法。

市場機制上，買方是要現金緩衝的選民和被替代的白領，賣方是要用稅收或數據租換社會許可的模型公司。交易由輿論和崗位衝擊預期驅動，不是已立法的撥款。資金從擬議中的人工智能稅、增值稅或數據收費流向個人賬戶。受益方是先拿到支票的家庭；承壓方是稅基被重新定義的企業和仍按工資稅運轉的財政。

來源：公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