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une特约专栏作者：Z世代和千禧一代更早“烧干自己”，因为被迫扛更重工作量却看不到回报
Fortune援引多项调查与企业福利报告称，Z世代和千禧一代报告的工作倦怠比例显著高于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且往往在更年轻的年龄段就达到“峰值压力”。在一份覆盖多国的一线员工与管理者调查中，约83%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感到工作倦怠，而其他年龄段约为75%；美国多份调研也显示，约66%的千禧一代、56%的Z世代报告中度或高度倦怠，高于婴儿潮一代的约38%。
Fortune援引Aflac、Gallup与Deloitte等机构分析称，年轻一代认为自己遭遇的是“更重工作负载+更弱回报”的组合：他们面临常态化加班、时刻在线的消息压力、更密集的绩效考核，以及AI压缩初级岗位和升职梯级的结构性风险，同时还要承担学生贷款、房租和高通胀带来的财务压力。 许多千禧一代处在照顾子女与赡养父母的“双夹心层”，而Z世代则普遍认为“上一代在相似工作强度下，获得了更清晰的晋升路径和更可负担的生活成本”，这加剧了他们对现有工作环境的疏离感与愤懑。
来源：公开信息
ABAB AI 解读
从结构上看，Z世代与千禧一代的倦怠，并不仅仅是“更脆弱”或“抗压差”，而是他们所面对的“工作量—回报比”发生了系统性恶化：工作强度并未明显低于上一代，反而在数字化、远程协作和绩效工具的加持下更细碎、更无边界；但工资增长、晋升机会与资产积累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上一轮经济扩张期进入职场的群体。 这种错位让“多干多得”的工业时代心理契约瓦解：辛苦与回报脱钩，倦怠就不再是短期疲惫，而是一种对制度回报结构的失望。
从历史与代际分层看，千禧一代经历了金融危机、长期低利率下的资产通胀和就业市场碎片化，进入“升职慢、买不起”的高压轨道；Z世代则在这一轨道上“起跑”：他们一上班就面对更精细的KPI、更激烈的岗位竞争以及AI替代初级白领工作的阴影。 相比之下，婴儿潮一代和部分X世代在房价更低、教育成本更低、企业内部晋升通道更稳定的时期进入职场，哪怕当年工作时间同样长，但他们对未来生活质量改善有更清晰的预期，因此更容易把疲惫视为“值得的投资”而非“无底洞”。
更深一层，这代人的倦怠还与“持续在场”的数字劳动形态密切相关：即时通讯、远程协作工具和社交媒体使工作与生活边界彻底模糊，年轻员工既要在白天完成显性任务，又在夜间用碎片时间跟进信息流和“隐性绩效”（如随叫随到、快速响应、在社交平台维护职业形象）。 这种24小时的“后台运行状态”让恢复时间被系统性侵蚀，而当他们发现付出的这部分“隐形劳动”并未换来稳定的职业阶梯或资产积累时，倦怠就不再是个人适应问题，而是当代劳动制度与财富分配机制累积的结构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