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普顿借钱买入104只濒死股票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约翰·邓普顿借入约1万美元，命令经纪人买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中所有股价低于1美元的股票，每只投入100美元，共计104只；其中约37家公司当时已进入破产程序。经纪人提醒部分股票“已经破产”，邓普顿仍要求照买，认为战争可能重启美国工业需求并改变市场对濒死企业的定价。
这不是一次押注单一黑马的交易，而是一场极端分散的“最大悲观”组合实验。邓普顿没有判断哪一家濒危公司必然复苏，而是购买整个被市场抛弃的低价股票池；四年后，104只股票中只有4只最终归零，其余持仓产生利润，组合总回报约400%。他的核心判断是：战争和衰退引发的恐慌，可能让市场把“暂时亏损、重组中、资产负债表脆弱”与“永远没有价值”混为一谈。
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优先股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该证券原本面值100美元、每年支付7美元股息，但因大萧条期间公司破产且多年停发股息，价格跌至12美分；邓普顿用约100美元买入约800股。美国参战后，铁路运输需求回升，公司恢复盈利，该优先股升至其买入成本约40倍时被他卖出，随后仍继续上涨至105美元。
邓普顿后来将这一逻辑发展为全球逆向价值投资：不追逐热门资产，而是在国家、行业和公司处于“最大悲观时刻”时寻找价格远低于长期盈利能力、资产价值或重置成本的标的。他于1954年创立Templeton Growth Fund；若在成立时投入1万美元并将股息再投资，到1992年基金出售给Franklin Group时，价值约200万美元，对应38年约14%至15%的复合年化回报。
市场机制上，恐慌持有人、被迫平仓的杠杆资金、面临赎回的基金与缺乏耐心的散户是低价资产的卖方；具备现金、研究能力、分散组合与长期持有期限的逆向投资者则是买方。价格暴跌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当卖方因流动性和情绪压力而非基本面判断出售时，资产价格可能短暂低于其未来现金流的合理折现值。邓普顿的收益来自接住这种被迫卖盘，而不是简单预测市场何时反弹。
来源：公开信息
ABAB AI 解读
邓普顿1939年的交易经常被误读成“敢赌破产股就能发财”，但真正的结构是极端分散。若他只买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结果会高度依赖单一企业重组、铁路需求和优先股清偿顺序；他买入104只低价股，把赌注从“某家公司会不会复活”转化为“美国工业体系会不会在战争经济下整体恢复”。37家已经破产并不意味着他相信每家都值得持有，而是相信在足够低价格和足够大样本下，少数大幅复苏者可以覆盖大量失败者。
优先股案例也揭示了资本结构在危机投资中的重要性。密苏里太平洋铁路普通股在破产时可能几乎没有剩余索取权，优先股则在清算、重组或恢复分红时优先于普通股获得经济权益。邓普顿买入的不是“便宜股价”本身，而是以12美分价格买入原面值100美元、且对铁路资产和未来现金流拥有更优先权的证券。真正的研究起点是资产负债表、债权层级、重组路径与复苏后的盈利能力，而非价格跌幅。
Templeton Growth Fund的资本路径进一步说明，邓普顿并没有把投资哲学停留在战时押注。他在1954年建立开放式基金，较早将全球配置带入美国共同基金市场，并在1960年代开始投资日本等当时被美国投资者忽视的市场。其长期优势来自跨国家、跨行业、跨资产价格周期寻找估值错配，而非永远持有“最便宜”的股票；便宜只是研究起点，企业竞争力、盈利恢复、管理能力与资产负债表才决定是否值得买入。
邓普顿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路径存在明显差异。巴菲特后期更偏好以合理价格买入卓越企业，并长期持有其复利能力；邓普顿更愿意在市场极端悲观时买入被严重低估、甚至存在重大问题的资产，再在悲观消退、估值回归或基本面修复后卖出。前者依赖企业质量与持续复利，后者更依赖估值均值回归、周期修复和市场情绪反转。
历史上，类似机会通常出现在流动性危机而非一般回调中：1930年代大萧条、1970年代能源冲击、1987年股灾、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恐慌，都曾出现“价格先崩、基本面后确认”的阶段。但逆向投资最危险的陷阱也在这里：市场有时不是过度悲观，而是在正确地为破产、技术替代、债务失控或治理失败定价。邓普顿的方法要求投资者区分“暂时性压力”与“永久性资本损失”，并且用分散、仓位管理和长期资金承受判断错误。
这属于定价权转移。在极端恐慌中，资产价格不再主要由长期价值判断决定，而由谁最缺现金、谁最害怕继续持有、谁必须在当天卖出决定。拥有现金、研究能力和不被迫出售的投资者，就获得了接管定价权的机会；但只有当未来盈利、资产价值或重组价值真实存在时，低价才会从陷阱变成机会。
ABAB News · 认知定律
恐慌制造低价，研究决定低价是不是机会
买入被厌弃的资产，先要准备承受被证明错误
分散不是放弃判断，而是承认判断有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