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弗顿百年权力更迭：从安菲尔德分裂到美国资本入主——太妃糖的家族、金钱、球场与生存战争
约翰·霍尔丁 (John Houlding, 1884–1892) – 埃弗顿俱乐部早期的实权人物，出身于利物浦的啤酒酿造行业，拥有自己的酿酒厂和多家酒馆，使其财富充裕。他受教于利物浦学院，后来进入政界，曾担任利物浦市议员和保守党籍的市长（1897–1898）。霍尔丁也是橙带组织和共济会成员，在当地社交圈有广泛影响。作为埃弗顿俱乐部主席，他最初在安菲尔德球场为球队租用了场地，并主持签下了俱乐部首座顶级联赛冠军（1890-91赛季）。然而，他随后因提高租金与俱乐部董事会产生矛盾，被迫离开俱乐部。1892年霍尔丁将安菲尔德据为己有，创立了新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成为埃弗顿死敌的缔造者。这次分裂是默西塞德足球史上著名的争议事件，霍尔丁因此饱受非议，但他的商业头脑和大胆举措对埃弗顿早期的发展影响深远。
威廉·杰克逊 (William Jackson, 1892) – 杰克逊是埃弗顿从霍尔丁出走后的临时主席。作为一名财务主管（有记载称其为出纳或簿记员），他在1892年初短暂主持了俱乐部事务，以稳定局面。杰克逊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现存资料不多，但他在当地社群中具有一定声望。任职期间主要任务是协助俱乐部完成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过渡，并与乔治·马洪共同主持股东会议。他任内时间很短，没有重大引援或基础设施举措，其贡献在于平稳过渡管理，为后继者铺平道路。随着埃弗顿俱乐部于1892年春正式注册成立，杰克逊将主席之位让予马洪。
乔治·马洪 (George Mahon, 1892–1895) – 爱尔兰裔利物浦人，职业为会计师，曾在利物浦Roose, Mahon & Howorth会计师事务所任资深合伙人。马洪童年部分时间在都柏林度过，接受过良好教育并活跃于政治，曾当选沃尔顿地区地方议会主席，主张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人。他也是虔诚的新教徒，早年参与埃弗顿前身圣多明戈教会的活动。作为埃弗顿“创始之父”之一，马洪最著名的贡献是在与霍尔丁决裂后为俱乐部找到了新主场古迪逊公园。他在1892年1月的特别大会上拍桌有名的宣言：“我口袋里就有一块场地！”——暗指他已秘密取得默西绿地的选址权。此后马洪主导了埃弗顿从安菲尔德迁往古迪逊的全过程，促成英格兰首座专用足球场的建成，并监督组建了埃弗顿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任内埃弗顿稳固了财务和组织架构，但1895年他因健康和业务原因辞去主席职务，继续以董事身份支援俱乐部直至1908年退休。马洪以远见卓识和稳健经营著称，其推动的球场搬迁奠定了俱乐部百年基业。
詹姆斯·克莱门特·巴克斯特医生 (Dr. James Clement Baxter, 1895–1920) – 利物浦出生的医学博士，受教于爱尔兰皇家内外科医师学院，毕业后在埃弗顿地区开业行医。巴克斯特家族信仰混合（父亲为英国圣公会教徒，母亲为天主教徒），家庭经营药剂业务，这使他在社区备受尊敬。他最初以俱乐部队医和董事身份服务埃弗顿，1892年俱乐部财务危机时，他慷慨解囊提供了£1000英镑无息贷款，支持兴建古迪逊公园，这笔巨款对建成英格兰首座专业球场至关重要。1895年马洪让贤后，巴克斯特不情愿地出任主席。在他长期掌舵的25年间，埃弗顿两夺顶级联赛冠军（1906年和1914–15赛季）并赢得1906年足总杯，实现了稳定发展。他注重俱乐部财政稳健，多次自掏腰包资助球队渡过难关。然而任内也发生过争议事件：1911年俱乐部将功勋射手亚历克斯“桑迪”杨高价卖至热刺，引发球迷强烈不满。巴克斯特在股东大会上神秘地为此辩护称，“董事所知的一些内幕是股东们不了解的”，后来证明杨患有精神健康问题，这番话暗示出售有隐情。总体而言，巴克斯特以其慷慨奉献和专业管理深受敬重，直至1920年卸任主席（1928年逝世），其子塞西尔继承了他在俱乐部的角色。
爱德华·A·贝恩布里奇 (Edward Askew Bainbridge, 1908–1909) – 贝恩布里奇是埃弗顿董事会元老之一，曾任职达17年之久。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他的本职是一位校长级教师（有资料称其为学校校长）。1908年，时任主席马洪退休后，贝恩布里奇当选为埃弗顿主席。在他短暂的一年任期中，俱乐部处于相对平稳期，并无重大锦标进账，但他积极支持球队的重建与年轻球员培养。贝恩布里奇还曾代表埃弗顿参加地方足球行政事务。卸任后，他在1913年竟当选死敌利物浦俱乐部董事，这一举动颇令人惊讶。他的足球管理生涯横跨默西塞德两强，体现了早年足球董事交流任职的复杂一面。贝恩布里奇于1931年在利物浦董事选举中落败，从此退出足坛管理层。
丹尼尔·“丹”·柯克伍德 (Daniel "Dan" Kirkwood, 1909–1910) – 苏格兰人柯克伍德是少见的“球员出身”老板。他曾在1889–1892年效力埃弗顿，出任半卫，退役后留在默西赛德发展。令人惊奇的是，仅在挂靴十多年后，他于1909年成为埃弗顿俱乐部董事并继任主席。柯克伍德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但凭借球员时代积累的人脉和威望进入管理层。他执掌球队期间，俱乐部正值动荡调整，未取得显著战绩。然而，柯克伍德任内推进了球探体系建设，据记载后来他在1920年代曾担任埃弗顿球探，为球队发掘人才。1910年后他卸任主席并继续任职董事数年。柯克伍德于1928年去世，他将运动员经验带入管理的经历为后人称道。
安德鲁·科菲 (Andrew Coffey, 1920–1922) – 科菲是一位商界人士，在利物浦经营食品杂货生意（是一名食品供应商），公司地址位于市中心维多利亚街。他1914年当选俱乐部董事，并在一战后埃弗顿成绩下滑、财政困难之际崭露头角。1920年8月，俱乐部股东推举科菲为主席，以其务实商业头脑带领球队走出战后低谷。科菲家庭背景平凡，祖籍爱尔兰，但他勤勉经营，累积了相当资产和社交影响力。他执掌俱乐部两年间，引进了一些富有潜力的球员，并着手改善古迪逊公园的设施维护。在他任内末期，球队赢得1922年联赛亚军，竞技状态明显提升。然而1922年6月科菲主动让位给更富经验的威尔·卡夫继续带队。值得一提的是，科菲在二战爆发后的1940年6月曾再度被推举为主席，但仅履职两月即因健康和年龄原因退任。他于1942年突然病逝于自己的办公室，结束了长期的董事生涯。
威廉·“威尔”·卡夫 (William “Will” Cuff, 1922–1938) – 利物浦本地人，职业律师。卡夫早年是圣多明戈教会的活跃成员，1894年起即加入埃弗顿董事会，服务俱乐部逾50年。他不仅是管理奇才，也是英格兰足坛重要立法者之一——他引入了球衣号码制，方便观众识别球员，是足联采纳此革新的关键推动者。作为主席，卡夫在位长达16年，是埃弗顿史上任期最长、成就最辉煌的老板之一：在他主政时期俱乐部五夺重要锦标，包括1927-28、1931-32两个顶级联赛冠军和1933年足总杯冠军。卡夫推崇专业管理，曾于1901–1918年间兼任球队秘书兼实际主教练，率队夺得1906年足总杯和1915年联赛冠军。他还担任过英格兰足球联盟主席（1939年起）和足总副主席等要职。卡夫以严谨公正著称，反对足球博彩收益介入联赛运作，曾成功阻止不合理的体彩补贴方案。1938年因与部分董事理念不合，他选择辞职并于翌年退出俱乐部管理。1949年卡夫以81岁高龄在工作途中溘然长逝，他为足球奉献一生，被誉为“足球立法之父”，在默西塞德享有崇高声望。
欧内斯特·格林 (Ernest Green, 1938–1940 & 1952–1956) – 格林是一位奉献一生于教育事业的绅士，曾任学校校长，是受人尊敬的教师出身董事。他1913年加入埃弗顿董事会，在管理层服务超过四十年，经历两段主席任期。首次任期始于1938年5月，当时年逾中年的格林接替功成身退的卡夫出任主席。他秉持稳健原则，注重青训和财政节俭。1938-39赛季，在格林领导和主帅托马斯·凯利运筹下，埃弗顿夺得俱乐部历史上第5个顶级联赛冠军，为战前年代画上辉煌句点。二战爆发后联赛停摆，格林于1940年6月卸任。战后俱乐部陷入低潮，格林作为资深董事在1952年4月再度临危受命出任主席。此期间他与年轻教练合作大力提拔新人，终于带领埃弗顿于1953-54赛季从乙级联赛晋级，重返顶级联赛。格林德行为人谦和谨慎，以学校管理者的眼光治理球队纪律，被誉为“俱乐部的良心”。1956年他在任上退居二线，当年俱乐部签下英格兰国脚前锋戴夫·希克森等补强阵容。格林在1957年随队出征客场时突发心脏病于南安普顿港口去世，终年约70多岁。他对俱乐部的忠诚和奉献使其成为埃弗顿历史中备受尊敬的人物。
威廉·C·“比尔”·吉宾斯 (William C. “Bill” Gibbins, 1940–1947) – 吉宾斯生于1872年，为土生土长的利物浦商界人士。他1920年加入埃弗顿董事会，长期负责俱乐部财务事务，并积极参与利物浦郡足总工作。1940年8月，在科菲短暂过渡后，吉宾斯被推举为主席。他任内的大部分时间恰逢二战，正式联赛停摆，俱乐部以区域性战争联赛维持运转。吉宾斯利用其管理才能保持了球队基本运作，并动用了个人资源保障球员训练和球场维护。战后1946-47赛季恢复全国联赛，他见证了俱乐部重返顶级联赛的适应期。当时埃弗顿成绩平平，但吉宾斯在1946年为古迪逊公园安装了先进的照明系统，并 大胆引入美国职业棒球赛于球场举办，在休赛期提高收入，这使他成为英国足坛跨界经营的先驱之一。他还担任过埃弗顿周边社区的公益职务。1947年吉宾斯卸任主席（继续担任董事至1953年），并于1956年在自宅安详辞世，享年84岁。他为俱乐部渡过战争难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塞西尔·S·巴克斯特医生 (Dr. Cecil S. Baxter, 1947–1950) – 塞西尔是前任主席詹姆斯·巴克斯特之子，继承父业从医并深度参与俱乐部事务。早在1928年父亲去世时，年富力强的塞西尔即被增补为董事，以“让巴克斯特这个名字继续为俱乐部服务”。塞西尔同样拥有医学博士头衔，并在利物浦行医。他长期担任埃弗顿副主席，二战期间协助吉宾斯处理许多日常事务。1947年6月，年届五十的塞西尔出任俱乐部主席。他延续家族传统，关心球员健康和训练科学，是推动聘请全职队医和物理治疗师的主要人物之一。任内埃弗顿面临艰难的战后重建，成绩不佳，塞西尔决策更换主教练，希望振兴球队。然而球队在1948-49赛季开始表现低迷，引发球迷批评。塞西尔本人也在此期间身患疾病，曾短暂住院治疗。1950年俱乐部惊险保级后，他选择退下主席之位休养，由董事威廉·威廉斯接任。塞西尔于1955年去世，其领导时期虽无锦标入账，但他在医学与足球结合方面的远见，为俱乐部此后的体能与医疗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威廉·R·威廉斯 (W. R. Williams, 1950–1952) – 威廉斯先生是俱乐部在20世纪中叶的一位过渡型主席。关于他个人背景的公开资料不多，据信他曾在航运业或行政部门担任要职（有传闻指他早年是航运公司职员）。他于二战后加入埃弗顿董事会，以务实作风著称。1950年6月威廉斯接任主席时，埃弗顿刚刚在上赛季惊险保级，他的任务是带领球队摆脱降级区。当时球队教练为克里夫·布里顿，威廉斯支持其重建计划，包括引进谢斯特菲尔德中场米奇·莱洛等人。1950-51赛季球队表现未见起色，不幸在1951年降入乙级联赛，这是俱乐部史上首次降级，令威廉斯承受巨大压力和批评。尽管如此，他没有逃避，继续支持布里顿培育新人，并亲自考察低级别联赛球员补强阵容。1952年球队未能立即升甲，威廉斯在6月的董事会上主动辞去主席职务以引入新思路。他任内最大的遗产是保持了俱乐部财务稳定，为后来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威廉斯卸任后不久淡出公众视野，可能在1950年代晚期去世。他留下的教训提醒俱乐部高层：需要更雄厚的资本和改革来与日益商业化的足球竞争。
理查德·E·“迪克”·索尔 (Richard E. “Dick” Searle, 1956–1959) – 索尔是利物浦沃尔顿地区人，生于约1890年，早年从事纺织品或制服制造行业，经营一家制服服装公司，因此在商界取得成功。他还是狂热的埃弗顿拥趸，1938年发起成立了埃弗顿股东协会，旨在加强小股东对俱乐部经营的参与。作为协会主席，索尔在二战后被推举进入董事会，并于1956年7月当选俱乐部主席。他上任时埃弗顿处于乙级联赛，索尔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积极争取外部资金支持，并改善俱乐部管理透明度。当时默西塞德著名富商约翰·穆尔斯也开始关注俱乐部，索尔任内与穆尔斯建立密切联系。竞技方面，索尔支持主教练伊恩·布克的重建，球队于1957年冲回甲级。为提升实力，索尔不惜重金引援：1958年他亲赴苏格兰，与董事杰克·夏普一起成功说服凯尔特人俱乐部，将苏格兰国脚中场博比·柯林斯签约埃弗顿。这一高调引援振奋了支持者。然而，索尔在任末期与部分董事在财务策略上出现分歧，加之健康原因，1959年中卸任主席职务（留任董事）。他于1965年逝世。索尔以开放的治理理念和对球迷声音的重视而闻名，为埃弗顿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来穆尔斯时代的大投入奠定了基础。
弗雷德·米克斯菲尔德 (Fred Micklesfield, 1959–1960) – 米克斯菲尔德是埃弗顿董事会的资深成员，曾长期担任俱乐部财务委员会负责人。据报道，他与穆尔斯家族关系密切，也是小利物浦企业家，在社区中有良好声誉。1959年9月，索尔卸任后，时年60多岁的米克斯菲尔德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他上任时球队深陷低谷——1959-60赛季初埃弗顿战绩不佳，在甲级垫底，引发拥趸强烈不满，年末的股东大会气氛紧张。米克斯菲尔德一方面稳住军心，力挺时任主教练强尼·凯里完成赛季，另一方面与大股东穆尔斯密切协商，引入外部资本和新管理层。他还主持了古迪逊公园安装永久性泛光灯照明的专门小组，提高球场设施以适应晚间比赛。在他的努力和董事会压力下，埃弗顿于1960年4月做出重大决策：提前解除了战绩不佳的凯里教练职务，邀请年轻有为的哈里·卡特里克执教（此举实际上由穆尔斯主导，米克斯菲尔德配合实施）。1960年夏，穆尔斯正式入主董事会并接任主席，米克斯菲尔德功成身退。他后来继续担任董事直至1964年左右退休。米克斯菲尔德任期虽不足一年，却在俱乐部历史上起到了“过渡舵手”的作用，为穆尔斯时代的崛起铺平道路。
约翰·穆尔斯爵士 (Sir John Moores, 1960–1965 & 1972–1973) – 穆尔斯是埃弗顿历史上最具财力和影响力的老板之一，外号“默西塞德百万富翁”。他出身曼彻斯特一个工薪家庭，20年代创业创办了Littlewoods公司，经营足球博彩（“足球 pools”）和邮购零售，积累巨额财富。1960年，穆尔斯将Littlewoods日常经营权交给其弟弟西塞尔，自己则倾注精力于埃弗顿俱乐部。他购入大量股份，成为俱乐部实际控制人，并6月出任主席。穆尔斯信奉“没有资金办不成大事”，上任后即投入巨资引援和升级球队设施，使埃弗顿一跃成为“百万富翁俱乐部”。他与新帅卡特里克联手打造了60年代埃弗顿黄金阵容：签下了当时破英国转会费纪录的中锋“黄金头”艾历克斯·杨和中场球星博比·柯林斯等。在穆尔斯雄厚财力支持下，埃弗顿迅速崛起：1962-63赛季夺得英甲联赛冠军，结束俱乐部24年联赛冠军荒；1966年赢得足总杯；1970年再度称雄英格兰顶级联赛。穆尔斯的经营理念是以企业手法管理俱乐部，他推动现代化训练设施建设（包括1965年购地兴建贝尔菲尔德训练基地，由董事霍兰德·休斯负责谈判购地），并注重市场推广。由于身体原因，穆尔斯于1965年卸任主席（转任名誉主席，由休斯接替），但仍保持对重大决策的影响。1972年俱乐部陷入动荡（主席沃茨辞职，主帅卡特里克重病），年近70的穆尔斯临危复出二度担任主席稳住局面，直到1973年再度退位。穆尔斯家族对埃弗顿的掌控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其侄子小彼得·穆尔斯曾在1991年将家族剩余股份出售（也有说法指穆尔斯家族后来参与利物浦俱乐部经营）。约翰·穆尔斯于1993年去世，享年97岁。他为埃弗顿带来的荣耀和现代化变革令球迷感激，他的名字还被命名为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以表彰其对城市教育与体育的贡献。
爱德华·“霍兰德”·休斯 (E. “Holland” Hughes, 1965–1968) – 爱德华·霍兰德·休斯是一名具有法律和公共服务背景的人士，曾任利物浦市治安法官，在公众事务方面建树颇丰。他于1957年加入埃弗顿董事会，深得穆尔斯赏识。1965年穆尔斯首次卸任后，休斯接棒成为主席。休斯延续了穆尔斯时代的大手笔投入策略，支持主帅卡特里克继续打造强队。任内埃弗顿于1966年赢得足总杯冠军，并打入欧洲优胜者杯决赛（惜败）等，球队阵容达到巅峰。他本人擅长商务谈判，为俱乐部获取资源不遗余力。1966年俱乐部购入西达比郊区大片土地建设崭新的贝尔菲尔德训练基地，这笔交易就是由休斯代表俱乐部谈判敲定的。此外，他关注球迷体验，推动在古迪逊设置家庭看台和更新会刊等措施。1967-68赛季埃弗顿闯入足总杯决赛但遗憾落败，球队开始新老交替。休斯于1968年中因健康和年龄因素辞去主席职务。1970年他在古迪逊观看球队夺冠后不久病逝。休斯以稳健睿智的领导著称，他在幕后为俱乐部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其低调奉献赢得广泛尊重。
约翰·“杰克”·夏普二世 (John “Jack” Sharp Jr., 1968–1970) – 需要注意，此杰克·夏普并非著名的埃弗顿早期传奇球员（1878年出生的杰克·夏普已于1938年去世），而是他的亲属或同名后辈。夏普家族在俱乐部历史上源远流长，老杰克·夏普退役后曾长期任埃弗顿董事直到去世。1968年，被称为“小杰克”的夏普继承家族衣钵进入董事会并出任主席。他年约50岁，有商业背景（经营家族体育用品商店），深谙足球和板球运动规律。任内他延续了俱乐部稳定发展的态势。1969-70赛季，在主教练哈里·卡特里克麾下，埃弗顿以青春风暴横扫联赛，夺得英甲冠军。这也是夏普担任主席期间最大的成绩亮点。作为老板，他给予主教练充分信任，球队引进球星如“圣徒”艾伦·鲍尔（1966年加盟）等都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夏普还推动俱乐部加强青训营培养，巩固冠军班底。然而1970年夺冠后，埃弗顿成绩有所起伏。1970年8月，夏普在任上突然因病去世（或辞职后不久去世），享年不足60岁。他的离世令俱乐部震惊，也标志着埃弗顿一个时代的结束。夏普家族对俱乐部的贡献被永久铭记，其名字所代表的传承精神激励着后人。
乔治·沃茨 (George A. Watts, 1970–1972) – 沃茨是穆尔斯时代后期崛起的一位董事。他本职在穆尔斯的Littlewoods公司担任高管，是穆尔斯的商业心腹之一。1970年埃弗顿夺冠后不久，主席夏普去世，沃茨临危受命走上前台出任主席。沃茨上任时年富力强，同时仍在Littlewoods集团任职，可谓一手连着俱乐部，一手连着幕后老板穆尔斯。他致力于让埃弗顿保持竞争力，但1970-72这两年球队经历新老交替、成绩平平。沃茨注重管理的现代化，引进企业管理方法规范俱乐部运营，并参与英格兰足坛顶级俱乐部联盟事务。据他继子回忆，沃茨常常兼顾俱乐部和Littlewoods的工作，对穆尔斯忠心耿耿。1972年，埃弗顿主帅卡特里克突发心脏病，球队动荡。沃茨因与部分董事在选帅问题上意见不一，最终在1972年8月辞去主席，由穆尔斯再次亲自出山暂掌帅印。沃茨离任后继续在Littlewoods任职多年，于1983年左右退休。他在任内虽无锦标入账，但确保了俱乐部财政稳固，并为后来的重建做好了铺垫。
阿兰·沃特沃思 (Alan Waterworth, 1973–1976) – 沃特沃思是利物浦知名的公共人士，履新主席时年仅41岁，却已在公共服务领域战功卓著：他是一名治安法官，还活跃于地方社区组织。1972年底穆尔斯二度退位后，沃特沃思于1973年8月被选为主席。作为土生土长的利物浦人，他家境殷实且受过高等教育，在法律和市政方面经验丰富，这帮助他在俱乐部管理中如鱼得水。沃特沃思延揽昔日埃弗顿名宿哈里·凯特里克担任顾问，并大胆任命年轻教练比利·宾厄姆执掌球队。竞技上，他历经了球队的低潮和调整：1974年埃弗顿闯入足总杯决赛但饮恨亚军，联赛成绩起伏不定。沃特沃思在困难时期仍给予管理层充分支持，同时也倾听更衣室声音。例如据报道，他曾找来队中锋线核心鲍勃·拉奇福德面谈对教练的看法，当球员直言球队需要换帅时，他果断做出决策。1976年埃弗顿再次无缘主要锦标，宾厄姆下课。沃特沃思也在同年让出主席职位给比尔·斯科特。他随后致力于司法与社区事务，并在利物浦文化保护方面有建树（担任沃尔顿树守护协会的领导）。沃特沃思带领埃弗顿度过了过渡阵痛期，他坚持公共服务精神融入足球管理的理念，提升了俱乐部形象。
比尔·斯科特 (Bill Scott, 1976–1978) – 斯科特是默西塞德地区的实业家，其家族在当地经营食品烘焙和地产生意，实力雄厚（有资料称他家族曾开设Scott’s烘焙连锁）。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埃弗顿董事会，以直言敢为闻名。1976年8月斯科特接替沃特沃思出任主席，当时球队正处于重建关键期。他任内延揽知名教练戈登·李执掌帅印，并支持多笔重量级引援，如1977年打破英国转会费纪录从伯明翰签下前锋鲍勃·拉奇福德。斯科特秉持大胆投资、追求成绩的经营模式。1977-78赛季埃弗顿一度高居联赛前三，有复苏势头。但1978年春球队冲刺乏力，加之同城对手利物浦如日中天，埃弗顿仍无缘奖杯。斯科特作为主席还推动改善球迷观赛体验，例如扩建古迪逊公园的顶棚和贵宾设施。他夫人派翠西亚活跃于慈善界，却在晚年遭遇金融诈骗损失巨款，这段插曲也使斯科特家族引发媒体关注。1978年末斯科特因董事会内部权力变化卸任主席职务（由俱乐部传奇人物卡特爵士回归接任）。他之后淡出足球圈，于1980年代去世。斯科特被视为埃弗顿最后一位“老派”英式富豪老板，他短暂而激情的掌舵为俱乐部80年代的腾飞做好了人员准备。
菲利普·卡特爵士 (Sir Philip Carter, 1978–1991 & 1999–2004) – 卡特是埃弗顿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领导者，因两度执掌俱乐部而闻名。出生于1927年的他年轻时即加入穆尔斯的Littlewoods企业，在21岁时就开始在足球彩票部门工作，35岁升任董事，1976年更成为Littlewoods常务董事。凭借在商界累积的经验和与穆尔斯的深厚交情，卡特于1978年底被引入埃弗顿董事会，并迅速当选主席。他上任后立刻展示出卓越的管理才能：重组俱乐部架构，引入企业化治理；更重要的是，卡特坚定支持主教练霍华德·肯德尔的长远建队计划，即使球队在1981-82陷入低谷时他也拒绝解雇教练，坚持信任。事实证明他的远见极为正确——埃弗顿于1980年代中期迎来辉煌：1984年足总杯冠军、1985年和1987年两夺英甲联赛冠军，1985年还勇夺欧洲优胜者杯。这些荣誉奠定了卡特“埃弗顿最成功主席”之一的地位。他本人于1985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后又获封爵士，以表彰其对足球的贡献。卡特在足球行政领域同样影响深远：他是英格兰顶级联赛改革的推手之一，参与策划了英超联赛的诞生（1992年），并担任首任英超董事会成员；还曾出任英格兰足球联赛主席、英足总副主席等职，在国内国际足坛都有话语权。然而，1985年海瑟尔惨案后英格兰俱乐部被禁赛欧洲赛场，埃弗顿失去扩张良机，加之利物浦俱乐部崛起，卡特后期也面对挑战。1990年代初埃弗顿成绩衰退，1991年卡特卸任主席，但保留荣誉职衔。俱乐部在彼得·约翰逊治下经历震荡后，卡特于1999年应比尔·肯赖特之邀再次出山，临危担任过渡主席稳定军心。二度任职期间他帮助俱乐部偿还债务、引进新投资者（如2000年说服顶级经纪人凯尼恩牵线，但“堡垒体育基金”投资告吹属于遗憾一笔），并培养接班团队。2004年卡特功成身退并获封俱乐部终身名誉主席，2015年高龄辞世。卡特以谦逊稳重而又雄心勃勃的作风著称，是埃弗顿“校董事长”般的人物，他的远见卓识让俱乐部度过多个关键转折点。
大卫·马克斯·马什博士 (Dr. David Max Marsh, 1991–1994) – 马什博士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主业并非企业家，而是一名顶尖业余高尔夫球手。出生于1934年的他在业余高尔夫领域获得过英国业余冠军等荣誉，曾担任圣安德鲁斯皇家古老高尔夫俱乐部队长和英国高尔夫总会主席。他拥有名誉博士头衔（MBE勋衔），并以绅士形象活跃于体育管理界。1988年马什应邀加入埃弗顿董事会，利用其广泛社交影响力为俱乐部牵线搭桥。1991年卡特爵士退休后，马什被推举为主席。上任之初，他延揽传奇射手格雷姆·夏普等老臣进入教练组，希望恢复球队传统精神。然而90年代初埃弗顿处境艰难，战绩每况愈下。马什任内更换了两任主教练：1993年辞退旧帅霍华德·肯德尔（第三次执教失败），改请挪威籍教头迈克·沃克，试图引入新战术；但沃克治下球队深陷降级区。马什性格温和，不愿仓促炒教练，导致1994年初球队排名垫底，引发球迷强烈不安。此时俱乐部股权发生变动，彼得·约翰逊完成收购成为大股东，马什于1994年7月卸任，将主席位让给约翰逊本人。马什继续担任董事至1997年退出俱乐部管理。同年埃弗顿赢得足总杯（1995年）的荣耀，部分归功于他留下的阵容基础。2022年马什辞世，享年88岁。这位优雅的高球绅士以宽厚待人和体面风度闻名，但有人评价他的管理风格过于温和，难以在英超金元时代掌控全局。不过，他为俱乐部平稳过渡至新老板治下发挥了桥梁作用。
彼得·约翰逊 (Peter Johnson, 1994–1999) – 约翰逊是埃弗顿进入英超时代后的首位大股东兼主席，亦是一位具有争议性的老板。生于利物浦对岸威勒尔地区，约翰逊白手起家创办了Park Foods圣诞礼篮公司，靠销售节日礼盒和食品礼篮致富，一度成为默西塞德首富。他热爱足球，曾在1987年入主低级别球队特兰米尔流浪者并取得成功。然而同时持有两家俱乐部股份引发利益冲突争议：1994年约翰逊通过收购穆尔斯家族43%的股份击败比尔·肯赖特财团，赢得对埃弗顿的控制权后，被迫逐步转让对特兰米尔的权益。执掌埃弗顿后，约翰逊最初两年给球队带来短暂辉煌：他任命乔·罗伊尔为主教练，球队于1995年奇迹般夺得足总杯冠军，结束20年无冠局面。约翰逊善于营销，曾考虑带领俱乐部上市融资，并探索修建新球场的可能性。然而好景不长，1996年罗伊尔辞职后球队连年战绩不佳。约翰逊任内频繁换帅：二度请回霍华德·肯德尔未奏效，又聘用苏格兰教头沃尔特·史密斯。俱乐部花费不菲签入众多球员，但成绩下滑财务吃紧。更大的争议在场外：1997年约翰逊在未告知主帅的情况下，私自决定以800万英镑将锋线王牌邓肯·弗格森出售给纽卡斯尔联，此举激怒球迷和教练组。球迷举行了大规模抗议，高喊约翰逊下台。由于战绩持续低迷（1998年埃弗顿再次惊险保级），约翰逊于1998年底被迫公开挂牌出售俱乐部股权。1999年3月，他接受以戏剧制片人比尔·肯赖特为首的财团收购条件，出售约68%的股份黯然离场。约翰逊离任时俱乐部债台高筑，队伍濒临降级边缘。尽管他早期有过贡献，但总的来说他的管理被批评为缺乏长远规划、决策专断（如私售球员），是埃弗顿历史上饱受争议的老板之一。
比尔·肯赖特 (Bill Kenwright, 1999–2023) – 肯赖特是埃弗顿铁杆球迷出身的本土老板，以戏剧和电影制片业闻名。出生于利物浦市的他年轻时即活跃于演艺界，后成为伦敦西区著名的话剧制作人。尽管财力远不及英超其他亿万富翁投资人，肯赖特凭借对俱乐部的挚爱在1999年率领一个本地财团筹集资金，从约翰逊手中买下埃弗顿的控股权。由于当时股权分散，他直到2004年6月才正式就任俱乐部主席。肯赖特上任后注重恢复俱乐部稳定，他倾听球迷意见，任命曾夺杯的功勋队长大卫·莫耶斯为主教练（2002年），开启了球队十余年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虽然财政投入有限，埃弗顿在他治下多次取得英超前六的名次，2004-05赛季更力压利物浦拿下第四名，赢得欧冠席位。肯赖特的经营理念是“量入为出”，坚持俱乐部自负盈亏，这在金元时代使埃弗顿举步维艰。2000年代他曾两度尝试推动新球场建设：一是早期计划在国王船坞建造滨水球场，但因资金缺口2003年告吹；二是与超市巨头特易购合作拟在柯比兴建球场，2009年因公共调查否决未果。这些失败招致部分球迷指责俱乐部缺乏雄心。肯赖特也一直在寻找投资人，2004年他曾接洽“堡垒体育基金”投资未遂。2016年转机出现：伊朗裔英籍富商法哈德·莫希里决定入股埃弗顿，肯赖特出售49.9%股份予莫希里并保留小股东和主席职位。此后俱乐部开启烧钱模式，但肯赖特逐渐边缘化。2019年起，埃弗顿陷入管理混乱和保级挣扎，大批球迷将矛头指向仍担任主席的肯赖特，要求董事会集体下课。肯赖特本人因健康原因近年露面减少。2023年10月，这位为俱乐部奉献一生的老主席在与癌症斗争后不幸去世，享年78岁，时值埃弗顿正筹备易主事宜。肯赖特留给俱乐部的是复杂的遗产：他维护了埃弗顿的传统和尊严，但也因资金匮乏错过多次竞争良机。然而，他作为“蓝军最忠实的拥趸”的形象永远刻在了古迪逊的座椅上，球迷以“谢谢你，比尔”的横幅送别了这位平民老板。
法哈德·莫希里 (Farhad Moshiri, 2016–2024) – 莫希里是一位拥有伊朗血统的英国籍富豪，会计师出身，曾与俄罗斯寡头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在矿业和电信等领域合伙投资。2016年2月，莫希里以出售其阿森纳俱乐部股权套现后，购买了埃弗顿49.9%的股份，正式成为俱乐部大股东。他此后多次增持股权，到2022年1月将持股比例提高到94.1%，几乎完全掌控了俱乐部。莫希里入主后改变了埃弗顿原本精打细算的作风，豪掷巨资引援和换帅：6年内俱乐部转会净支出高达数亿英镑，先后任命了7位主教练，包括名帅安切洛蒂和贝尼特斯等。然而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正比，球队非但未能跻身前四，反而连续两个赛季惊险保级（2022和2023年皆靠最后一轮胜利上岸）。莫希里的商业版图包括与乌斯马诺夫共同持股的USM控股，公司旗下曾赞助埃弗顿训练场和球场冠名权。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乌斯马诺夫遭制裁，这些赞助被迫中止，俱乐部财务雪上加霜。莫希里治下埃弗顿负债累累，因违反盈利与可持续规则在2024-25赛季被联盟扣分处罚（累计被扣除8分），创下英超先例。他的管理风格亦备受诟病：决策反复无常，对足球缺乏深刻理解却常干预引援，导致球队阵容结构混乱。一系列失败运作引发支持者强烈不满，2022-23赛季大批球迷举行游行示威，高喊莫希里及其董事下课。莫希里不得不寻求出售俱乐部以止损。期间经历了几番波折：2023年曾与美国投资方“777合伙人”达成出售协议，但后者因融资问题未获英超审核通过，交易在2024年7月宣布流产。最终，莫希里转向另一美国财团弗里德金集团，并于2024年9月达成协议，将其持有的94.1%股权全部出售。至此，这位“挥金如土”的老板黯然退出。他留给埃弗顿的是一座尚未完工的新球场（布拉姆利-摩尔码头球场）和一份沉重的财务包袱。莫希里在声明中辩称过去几年完成了体育部门重组、财务稳定和新球场建设等工作，对未能带来竞技成功表示遗憾。但在大多数埃弗顿人眼中，他的时代是俱乐部历史上的灾难性时期：烧钱无度却战绩滑坡，百年劲旅险坠英冠，实为前车之鉴。
弗里德金集团及丹·弗里德金 (The Friedkin Group & Dan Friedkin, 2024–至今) – 2024年12月，美国富商丹·弗里德金旗下的弗里德金集团完成对埃弗顿的收购，斥资接手了莫希里持有的94.1%股份。丹·弗里德金来自美国德州，其家族经营着弗里德金集团，产业横跨汽车分销（丰田在美南的总代理）、娱乐影视（曾投资制作《1917》等影片）和豪华酒店等。他本人酷爱体育，2020年已收购意大利罗马足球俱乐部，对欧洲足坛并不陌生。入主埃弗顿后，弗里德金集团立即通过英超董事审查，成为英超第10家美国资本控股的球队。丹·弗里德金任命集团高管马克·沃茨出任埃弗顿执行主席，并表示将“带领俱乐部开启场上场下的新时代”。弗里德金集团主张多俱乐部运营模式，2025年7月成立了Pursuit Sports多球队管理公司，统筹埃弗顿与罗马等队的数据分析和战略协同。在商业理念上，新老板强调以北美职业体育的精细化运营提升埃弗顿收入结构，包括利用新球场增加比赛日收益、拓展全球市场和赞助。据俱乐部公告，布拉姆利-摩尔码头的新球场将在2025-26赛季投入使用，弗里德金集团承诺将确保这个耗资5亿英镑的滨水球场顺利完工并长期产出效益。自接管以来，新东家已着手清理莫希里时期的债务问题，并在转会市场奉行精打细算的策略，暂未出现盲目砸钱的现象。球队在2024-25赛季依然为保级苦战，但弗里德金集团展现了耐心和稳健，未对主教练妄加干预。尽管目前为止成绩平平，然而经历了前朝动荡的埃弗顿拥趸普遍对新老板寄予厚望，期盼他能复制其在罗马的投入与管理，尊重俱乐部传统、理性经营，将“古老的太妃糖”带回正轨并重返英超强队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