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殖民港口商報到國家級非營利媒體：The Straits Times、The Business Times 與 SPH Media Trust 的180年權力演化
1、先把“創始人”與今天的控制結構說清楚
The Straits Times 與 The Business Times 不能用同一種“創始人—家族—繼承”的框架理解。
The Straits Times 的歷史起點可以明確追溯到 1845年7月15日。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最新的180週年歷史研究把 Catchick Moses 與 Robert Carr Woods 同時稱爲創辦者：Moses 是提供商業組織、印刷設備與啓動資源的亞美尼亞商人；Woods 是從孟買來到新加坡的英國記者，也是第一任編輯。因此，更準確的說法不是“某一個媒體大亨獨自創辦”，而是 Moses 是商業發起人與出資/資源組織者，Woods 是創刊編輯兼實際辦報者。
The Business Times 則完全不同。它並不是某位企業家以個人資本創辦的獨立報紙，而是 Straits Times Press/後來SPH這一機構體系內部孵化出來的專業財經媒體。SPH Media 官方歷史將其描述爲1976年推出的“新加坡第一份財經日報”；當時負責建立和帶領編輯團隊的是 Tsai Tan，所以若必須對應一個“創始人物”，最接近的稱謂應當是 founding editor / 首任主編 Tsai Tan，而不是所有權意義上的私人創始人。
今天，兩份報紙都不屬於任何創始人後代，也不存在一個控制它們的報業家族。自 2021年12月1日 起，原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的媒體業務整體轉入 SPH Media Trust（SMT）。SMT 是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擔保有限公司，實行 not-for-profit 結構，沒有傳統股份公司意義上的股東和可供家族繼承的權益。其經營實體爲 SPH Media Limited。
因此，理解這兩份報紙最重要的一條主線是：
19世紀個人商人與編輯創業 → 報紙公司化 → 多語種報業集團SPH → 上市媒體模式承壓 → 2021年整體媒體業務剝離 → 由SPH Media Trust以非營利結構運營。
2、Catchick Moses：The Straits Times 的商業發起者
較可信的歷史研究顯示，Catchick Moses 生於 1812年8月30日，奧斯曼帝國時期的Basra（巴士拉，今伊拉克）。他屬於當時活躍於印度洋貿易網絡中的亞美尼亞商人羣體。1828年8月1日，他尚未滿16歲便抵達新加坡。其叔父 Aristarkies Sarkies 已在當地立足，並幫助年輕的Moses進入 Boustead & Company 做職員。
這個背景十分關鍵。Moses 並不是在成熟的大衆媒體市場中成長起來的“職業出版人”，而首先是一個 殖民港口貿易網絡中的商人。新加坡當時正迅速成長爲連接印度、中國、東南亞與歐洲航路的商業節點；信息、船運、貨價、商品報價和商業信用本身就是商品。The Straits Times 最初的全名 The 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也直接反映了這種商業信息屬性。
Moses 在 Boustead 工作約五年後自行經商，並與加爾各答貿易網絡建立聯繫。1840年3月，他和叔父組成 Sarkies & Moses 商號；叔父不久退出，Moses 此後長期經營該公司。他後來還投資房地產，併成爲 Tanjong Pagar Dock Company 等企業的股東。這說明他的真正核心資產一直是 商貿、人脈、地產和港口商業網絡，而非新聞業本身。
關於Moses父母的姓名、家庭財產規模以及正式學校教育，目前可靠的英文公開材料不足以形成完整傳記：公開資料有限 / 說法不一 / 暫無法確認。
但可以確認的是，他的“成長資源”很大程度來自亞美尼亞僑商網絡和叔父。19世紀新加坡的亞美尼亞社羣人數雖然很少，卻在商業、酒店、貿易、新聞和城市社會生活中擁有超出人口比例的影響力。Moses 後來成爲當地亞美尼亞社羣的重要人物，並在教會和公共事務中活躍。
他晚年的經濟地位也已經明顯高於普通商人。1874年，他搬入 Oxley Hill 的大型住宅 The Pavilion；新加坡國家文物局資料稱，他去世後家人仍繼續居住在那裏。官方歷史資料確認 Moses 於 1892年 去世；1892年10月3日《Daily Advertiser》的訃告進一步確認，他在 10月2日 於 The Pavilion 去世。
3、爲什麼一個商人會創辦 The Straits Times
創刊本身帶有相當明顯的偶然性。
National Library Board 的180週年研究指出，亞美尼亞商人 Marterus Thaddeus Apcar 曾從英國訂購印刷設備。早期一種說法認爲Apcar原本計劃辦英文報紙；但歷史學家 C. M. Turnbull 認爲，更可能的用途是印刷供新加坡亞美尼亞社羣使用的亞美尼亞文書籍。Apcar去世、其公司 Apcar & Stephens 在1845年倒閉後，Moses 接手印刷設備，再聘請 Robert Carr Woods 負責編輯，由此產生了 The Straits Times。
也就是說，The Straits Times 的誕生不是一個事先規劃多年、擁有大型資本支持的“媒體創業計劃”，而更像是三種資源碰到了一起：
現成的印刷設備 + 一個有商業網絡的亞美尼亞商人 + 一個有新聞經驗的英國編輯。
1845年7月15日，第一期在 No. 7 Commercial Square，即今天Raffles Place一帶出版。最初只有八個folio頁面，是週報，每週二發行。它甚至不是新加坡第一份報紙——1824年的 Singapore Chronicle 已經早它21年。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Moses本人沒有演變成“新加坡的Hearst或Murdoch”。他提供了啓動條件，但辦報並不是其最成功的生意。創刊四個月後，報紙已提高到每週出版兩次，但第一年仍無法證明商業可持續。到1846年，Moses試圖出售報紙，甚至沒有找到買家。
歷史資料對交易形式有“出售”“交給Woods”等不同表述，但核心事實一致：1846年前後Moses退出，Woods取得了報紙控制權。 這意味着創始人的家族所有權幾乎在報紙誕生後一年就已經中斷。
因此，從資產角度看，Moses最重要的歷史遺產不是建立了一個由其後代世襲的報業帝國，而是 把一套原本可能用於其他目的的印刷資產轉化成了一個最終存活180年以上的媒體機構。
4、Robert Carr Woods：真正把創刊項目變成報紙的人
Robert Carr Woods 於 1816年7月31日出生於英國，1875年3月16日在新加坡去世。與Moses不同，他的人生主線並不是商業貿易，而是科學儀器、新聞、法律和殖民地公共事務之間的轉換。
他的最早已知職業並非記者，而是 氣象儀器製造。他加入倫敦 Meteorological Society，並於1838年成爲該組織的registrar和理事會成員；他還嘗試設計大型氣壓計，並改進過夜間讀數更容易的溫度計。這說明Woods進入新聞業之前就具有比較明顯的技術、觀察和實證興趣。
1840年，他前往孟買成爲記者，並在印度旅行。1845年離開孟買來到新加坡後，很快被Moses聘用來負責新報。關於其童年、父母職業以及正規大學教育，公開資料並不完整：公開資料有限 / 說法不一 / 暫無法確認。
Woods 對報紙內容的貢獻比Moses更直接。他試圖區別於較爲沉悶的競爭對手 Singapore Free Press，加入短篇故事、幽默內容以及大量海外新聞。蒸汽船和郵運網絡的發展，使外部信息能夠更穩定地進入新加坡；換句話說，19世紀的新交通基礎設施，本身就是The Straits Times早期內容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礎設施。
但其風格在當時也遭到競爭報刊嘲笑，被批評文字過於華麗、語氣過於戲謔。這是The Straits Times最早出現的一種“品牌爭議”：它是通過區別於老派報紙建立風格，但同樣因此成爲攻擊目標。
Woods接過虧損報紙後，很快發現單靠訂閱無法支撐新聞業務，於是把印刷機開發成多用途資產。1846年出版的 The Straits Times Almanack, Calendar and Directory 被NLB稱爲新加坡第一本directory。這是非常早期的“媒體多元收入模型”：報紙虧錢，就利用印刷基礎設施做目錄、年鑑以及其他印刷業務。
1849年，Woods還註冊成爲law agent。他後來坦言式的職業軌跡表明，新聞業收入不足，因此法律工作成爲重要經濟支柱。1861年，他與 James Guthrie Davidson 共同建立 Woods & Davidson，被NLB稱爲新加坡第一家律師事務所；1863年又從 Gray’s Inn 取得正式法律資格。後來他擔任 Acting Attorney-General，並於1874年成爲高級法官。
所以Woods的本質位置可以概括爲：
創刊編輯 + 小型媒體經營者 + 印刷業務經營者 + 政治議題推動者 + 後來的律師和殖民地公共人物。
他不是依靠新聞業積累鉅額財富，而是依靠多職業組合維持社會地位，這恰好反映了19世紀小型殖民地新聞商業模式的脆弱。
中文研究：報紙演化、The Business Times 與項目連續性
5、The Straits Times 從小型商業週報變成國家級媒體資產
The Straits Times 早期最重要的轉折之一，是從低頻週報逐步增加出版頻率，並於 1858年成爲日報。Woods最終於1860年前後出售該報。這一步意味着報紙第一次真正脫離創始階段，成爲一個可以持續轉讓、獨立存在的媒體資產。
第二個長期變化是內容對象的轉變。其原始名稱中的“Journal of Commerce”說明，它首先服務殖民港口的商人、貿易和航運信息需求；而新加坡國家文物局的歷史說明指出，二戰後 The Straits Times 逐漸從原先偏英國殖民商業社會的定位轉向更多本地議題，最終成爲新加坡最具支配性的英文報紙之一。
戰爭是另一關鍵斷裂點。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後，The Straits Times停刊，其設施被日軍用於出版 Shonan Times，之後更名爲 Syonan Times、Syonan Sinbun、Syonan Shimbun。日本投降後，The Straits Times 團隊於 1945年9月7日恢復出版，甚至在英國軍事行政當局尚未授權其使用新聞紙的情況下先印出了約10,000份。
因此，The Straits Times的品牌價值並不只是“1845年成立”。更重要的是，它穿越了 英國殖民統治、日本佔領、戰後去殖民化、馬來亞政治重組、新加坡獨立、國家工業化、互聯網轉型和紙媒衰退。這使其成爲一種典型的“制度型媒體資產”：單個創始人的個人影響很早消失，但機構本身不斷吸收新的政治、商業和技術環境。
6、The Business Times：不是個人創業，而是大型報業機構內部的專業化分拆
The Business Times 的出現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經濟階段。
到1970年代，新加坡已經不再只是19世紀意義上的轉口港，而正在快速建立製造業、銀行、證券市場、跨國公司總部和區域金融中心。SPH Media給出的官方解釋是：1976年推出The Business Times，是爲了滿足不斷增長的商業和財經新聞需求。 它成爲新加坡第一份財經日報。
其第一期可追溯到 1976年10月1日。當時報紙的出版資料顯示出版者爲 Times Business Publications；早期宣傳強調提供本地和國際商業新聞，並特別關注“doing business”的環境。
這裏需要區分“創始人”和“創刊主編”。
公開資料沒有顯示The Business Times存在一個像Moses那樣以私人資源成立媒體公司的個人創始人。它本質上屬於 The Straits Times 體系內部的產品創新。因此，把 Tsai Tan稱爲“所有者或資本創始人”並不準確；最準確的定位是 首任主編、創刊編輯領導者。1976年同期的報道將她稱爲新財經日報的編輯，並特別強調，她成爲當時英聯邦範圍內極少見、乃至具有“first”意義的女性財經日報主編。
Tsai Tan 在創刊後的個人專欄中回憶，團隊用了 約11個月才把報紙真正推出。這說明BT並不是一次簡單的欄目改名，而是經過接近一年的編輯、組織和商業準備後，從既有財經報道能力中孵化出的獨立日報。
在創刊之前，Tsai Tan 已經長期報道商業與經濟事務。1975年的 The Straits Times 資料顯示她以 City Editor 身份報道外國企業收購等金融與監管議題；同年有關 Haw Par 調查的報道已經把她標註爲 Business Times Editor，說明在正式發行前團隊和品牌已經處於籌備狀態。
關於Tsai Tan的出生日期、家庭背景、父母、完整學校履歷與之後個人財富，可靠公開傳記非常少：公開資料有限 / 說法不一 / 暫無法確認。
這恰恰也說明，她在BT歷史中的重要性主要是 職業編輯身份，而非媒體所有者身份。
7、The Business Times 最成功的地方：把報紙變成商業圈層基礎設施
BT真正形成壁壘的方式，不只是報道股票和公司新聞，而是逐漸進入新加坡商業精英的 信息—聲譽—活動—獎項網絡。
官方目前將BT定位爲覆蓋東南亞及全球市場的財經日報，內容擴展至公司、市場評論、跨境商業、財富管理、房地產、創業、生活方式和中小企業，並明確強調從“Singaporean roots”向 pan-regional publication轉變。
它很早就抓住數字化機會。SPH官方歷史稱，1994年1月 Business Times Online 上線，成爲亞洲第一份上線互聯網的英文報紙；The Straits Times Interactive 則到1995年12月推出。也就是說，在集團內部，BT事實上比旗艦綜合報紙更早成爲數字實驗平臺。
BT的另一條商業路徑是獎項和企業社羣。Singapore Business Awards 於1985年啓動；1986年增加Enterprise Award；Enterprise 50 於1995年推出；Emerging Enterprise Award於2008年推出；2023年又和UOB合作推出 Sustainability Impact Awards，並由NUS Business School的Centre for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擔任knowledge partner；2024年再與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合作推出 Design AI and Tech Awards。
這類項目的作用不是傳統“新聞發行量”所能解釋的。它讓BT同時成爲：
商業信息提供者、企業聲譽認證者、CEO與投資者聚合平臺、活動組織者、贊助資源入口以及政策—企業—學術網絡的連接器。
BT還在2005年接手 Business Times Budding Artists Fund。官方稱，截至目前相關項目累計觸達超過9,000名受益者。這類項目本身未必是盈利資產，但屬於重要的 品牌社會資本與影響力資產。
資產、資本、商業模式與真實控制結構
8、1984年SPH成立：兩份報紙最終被納入同一個大型媒體體系
現代控制結構的關鍵年份不是1845，也不是1976，而是 1984年。
SPH Media官方歷史顯示，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於1984年8月作爲公衆公司成立，當時已經出版七份、覆蓋三種語言的報紙，包括 The Straits Times、The Business Times、Lianhe Zaobao、Berita Harian、Shin Min Daily News、Lianhe Wanbao 和 Singapore Monitor。
這一步的意義在於，The Straits Times已經從“歷史悠久的一份報紙”，變成一個多語種報業集團中的旗艦資產；The Business Times則變成同一體系內負責財經和企業受衆的專業資產。
此後的集團邏輯不斷擴張：1995年Tamil Murasu進入集團；2000年代以後加入學生出版物和數字業務；2012年進入廣播領域；2018年推出新加坡首個商業電臺 MONEY FM 89.3；2024年SPH Media又收購 Tech in Asia，進一步強化區域科技和商業新聞能力。
所以目前理解ST和BT，不應該把它們看作兩家孤立公司，而應看作同一套媒體組合中的兩個核心英文品牌：
ST負責大衆綜合新聞、國家與國際議題、最大規模英語受衆；BT負責高價值商業、資本市場、企業管理者與專業受衆。
這也是它們之間最重要的資產互補關係。
9、2021年爲什麼必須從上市公司轉爲SPH Media Trust
2021年的重組是整個現代史最關鍵的制度轉折。
SPH在完成交易時公開承認，傳統紙媒正處於不可避免的 secular decline（結構性長期衰退），而上市公司模式已經不再是維持高質量新聞最合適的結構。換句話說，問題不是The Straits Times突然“沒人看”，而是廣告和紙質發行的傳統經濟模式越來越難承擔完整新聞機構的高固定成本，同時上市股東仍然要求商業回報。
2021年12月1日，全部相關媒體業務、約 2,500名員工以及 News Centre、Print Centre 的租賃權益、知識產權和IT資產被轉入SPH Media Trust。原SPH還爲新結構注入 S$80 million現金，以及約S$30 million的SPH股份和SPH REIT單位。
這意味着SMT並不是簡單拿到了“兩份報紙的商標”。
它接收的是一整套 新聞生產基礎設施：
編輯部、記者體系、印刷設施權益、數字產品、知識產權、技術系統、品牌組合、廣告客戶關係、訂閱關係、分發渠道及人力資本。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把SMT簡單叫成“The Straits Times的母公司”還不夠準確。它更接近 新加坡主要報業新聞基礎設施的非營利承載平臺。
10、SPH Media Trust 到底是誰“擁有”——不是政府股東，也不是一個私人家族
SMT採用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結構，因此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普通股股東。它的治理主體是members，而不是靠持股比例計算控制權的shareholders。
截至2026年官方名單，共有16個institutional members，包括 DBS、UOB、OCBC、Great Eastern、Singtel、CapitaLand Investment、Changi Airport Group、PSA International、Mapletree Investments、Fullerton、Income Insurance、NTUC Enterprise、NUS、NTU、SMU和SUTD。官方稱這些成員是SMT的“custodians”，通過關鍵公司治理事項上的投票發揮作用。
這個成員組合十分有代表性：它橫跨本地主要銀行、保險、電信、機場、港口、房地產/投資機構、勞工體系和大學。
因此，SMT不是：
一個媒體家族控股公司；
也不是：
一隻私募基金或某個億萬富翁個人控制的媒體資產。
更準確的描述是：由擔保會員、董事會及專業管理層治理，並受到新加坡新聞出版法律框架約束、同時接受大規模公共資金支持的非營利媒體機構。
當前董事長是 Khaw Boon Wan（許文遠），其此前在新加坡公共部門任職42年，並曾擔任衛生、國家發展、交通等部長職位；現任CEO Chan Yeng Kit 此前曾任衛生部常任祕書，也曾在國防、資訊通信與藝術等政府部門擔任常任祕書。
這類管理層履歷也是外界討論SPH Media與國家關係時的重要背景之一。但需要區分“高層有公共部門履歷”與“政府直接決定每一篇報道”這兩個不同命題；新加坡政府公開立場是，MDDI 不制定新聞機構的編輯政策，公共資金指標與reach、engagement、技術和語言媒體能力掛鉤，而不是與具體編輯決定掛鉤。
11、現在真正的商業模式：訂閱 + 廣告 + 內容營銷 + 活動 + 公共資金
SMT轉爲非營利，並不意味着免費運營，更不意味着沒有商業收入。
SPH Media目前公開出售 訂閱、傳統和數字廣告、content marketing、戶外廣告和多平臺營銷服務。集團擁有40多個媒體品牌；官方披露的歷史/營銷數據包括新加坡線上線下每週綜合觸達約 310萬人、數字資產平均每月約 1.1億pageviews、四種語言社交媒體約 1,270萬followers。不過該頁面明確說明這些數據部分來自2022年GfK、comScore以及2024年社媒數據，因此不應把它們誤寫成2026實時審計數字。
SPH Media還經營超過 10,000個戶外顯示點位，使其廣告產品可以把報紙、網站、社交、廣播和out-of-home組合出售。
BT的商業模式更加清晰地體現專業媒體的B2B性質。其官網直接銷售印刷和數字廣告、advertorial/content marketing、paid press releases、event sponsorship及定製活動方案。換句話說，BT不僅出售“閱讀”，還出售 進入商業決策者注意力體系的渠道。
但最重要的新收入/支持層是政府資金。
2022年，新加坡政府宣佈未來五年爲SMT預留 每年最高S$180 million 的支持，最初預計約40%用於技術投入和數字人才，其餘用於編輯部能力、培訓以及特別是華文、馬來文、泰米爾文新聞能力。績效指標重點包括總體覆蓋、數字參與、年輕受衆、不同語言社羣以及核心產品韌性。
到FY2024，MDDI公開披露實際向SMT提供 S$260.6 million，另預留 S$28.9 million performance-linked incentives，是否發放取決於KPI。這個數字高於2022年公佈的“最高每年S$180m”原始框架；MDDI稱FY2024金額符合“current funding agreement”，但現有公開材料沒有在同一文件中完整解釋新舊數字口徑如何銜接，因此：公開資料有限 / 說法不一 / 暫無法確認。
這構成了SPH Media當前商業模型最重要的變化：
以前：廣告 + 發行收入 → 爲上市公司創造利潤。
現在：廣告 + 訂閱 + 活動/營銷 + 數字商業收入 + 公共資金 → 優先維持新聞能力和數字轉型，盈餘不再以普通股股息方式分配給媒體股東。
關鍵轉折、成果、爭議與現實影響力
12、最關鍵的決策與轉折點
第一，1845年Moses接手印刷設備並聘請Woods。這實際上把偶然出現的物理資產變成了長期制度資產。
第二，1846年Moses退出、Woods接手虧損報紙。如果Woods當時停止出版，Moses的項目很可能只會成爲19世紀短命殖民地報紙之一；Woods堅持經營，並通過年鑑、目錄和法律職業彌補收入不足，是報紙存活下來的關鍵。
第三，1858年轉爲日報。這意味着它從偶爾提供商業與社區信息的刊物變成日常信息基礎設施。
第四，1945年迅速復刊。報紙在戰爭中斷裂後重新進入公共生活，使品牌連續性得以維持。
第五，1976年推出The Business Times。這是集團從“大衆綜合新聞”進一步切入“高價值專業財經受衆”的關鍵產品分層。
第六，1984年形成SPH。從此核心競爭優勢不再只是單報編輯能力，而是多語種新聞、印刷、廣告、發行和技術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
第七，1994—1995年數字化。BT率先上線，隨後ST進入互聯網，說明集團很早意識到網絡會成爲新聞分發渠道。
第八，2021年退出上市公司媒體模式。這是從“新聞作爲利潤業務”向“新聞作爲需要商業收入、公共支持和社會使命共同維持的公共產品”轉變。
第九，2024年收購Tech in Asia等區域化動作，顯示SMT試圖把BT的商業新聞能力從新加坡進一步推向東南亞科技、創業和資本市場，而不是隻守住本地紙媒。
13、最成功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The Straits Times最突出的成就，不只是活了180多年，而是完成了一個非常罕見的轉變：
一家由小型亞美尼亞商人和英國編輯建立的殖民港口商業週報，最終成爲一個現代城市國家的主要英文綜合新聞機構。
它的真正資產是 institutional memory（制度記憶）。從殖民、戰爭到獨立和現代國家建設，大量新加坡公共歷史是通過其新聞檔案被記錄的。即使不接受它的全部編輯立場，也很難研究現代新加坡政治、經濟和社會史而完全繞開The Straits Times。
The Business Times則成功佔據了另一個位置：它沒有ST那樣的大衆影響力，但在 企業、資本市場、房地產、財富管理、創業和政策商業界形成專業讀者網絡，同時用獎項和活動把“讀者”轉化成“商業社羣”。
BT在1994年成爲亞洲首個上線互聯網的英文報紙，也是其特別值得強調的歷史成績：它表明專業財經媒體由於受衆專業化、信息時效要求高，反而適合比綜合報更早進行數字實驗。
從集團角度看，更大的成功是形成覆蓋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的新聞組合，並延伸至數字、廣播、社交、活動和戶外媒體。當前官方仍把The Straits Times稱爲集團旗艦英語日報和新加坡閱讀量最大的新聞出版物，把BT稱爲新加坡唯一財經日報。
14、爭議之一：Woods本人很早就證明“有影響力的編輯”也會發生重大誤判
The Straits Times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建立起無爭議的權威。
1846年，一羣商人故意向報社提供虛假的加爾各答鴉片拍賣價格信息。Woods把消息刊登出來後才發現被騙，隨後懸賞尋找責任人。這是NLB在180週年回顧中專門列出的早期“fake news”案例。
更嚴重的是 James Brooke controversy。
1849年，Woods利用The Straits Times發動針對Sarawak的James Brooke的政治運動，指控Brooke對所謂海盜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屠殺和平商人。Woods推動倫敦成立調查；但委員會最終沒有認定Brooke有罪，而且一些原本簽署Woods請願書的人後來聲稱自己受到誤導。Woods因此樹敵衆多。
這件事揭示了Woods的兩面性：他使報紙從單純商業信息載體變成能夠干預政治議程的媒體，但與此同時，也把個人恩怨、編輯判斷和新聞機構權力混在了一起。其歷史意義不只是“爭議”，而是The Straits Times第一次表現出 議程設置能力及其風險。
15、現代最大的內部信譽危機：發行量虛報事件
2023年曝光的發行數據問題，是SPH Media轉型後最嚴重的企業治理危機之一。
內部審查發現，在此前的發行統計中存在約 10%量級的高報問題；MDDI後來公開表示，2021年8月主流報刊平均每天大約有 82,600份涉及高估。問題包括某些印刷後又銷燬的副本、重複計數以及某些不正常交易安排。審查期涵蓋2020年9月至2022年3月，因此跨越了2021年12月的機構重組節點。
這場事件尤其敏感，因爲SMT剛剛轉入獲得公共資金支持的非營利模式，發行和觸達數據又正是媒體影響力與政府KPI討論中的關鍵指標。政府隨後加強外部審計、績效監控及相關控制。
不過，必須把最終法律結果說完整。
SPH Media於2023年6月報警後，新加坡警方調查了現任及前任員工和董事，並考察包括僞造賬目、欺詐等潛在犯罪。到 2026年4月29日，Singapore Police Force在諮詢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後正式宣佈：沒有依據提出刑事指控，不採取進一步行動。
因此準確表述應是：
公司內部確實發現並承認過發行統計和流程問題，引發治理與信譽危機；但截至2026年9月，刑事調查已經結束，警方認定沒有基礎提出刑事指控。
不能把這一事件繼續描述成“已被證明的刑事欺詐”。
16、最大結構性爭議：公共資金、國家關係與編輯獨立
這纔是今天圍繞The Straits Times和SPH Media最重要、也最複雜的爭論。
政府一方的公開立場非常明確：MDDI稱自己 不制定媒體編輯政策；對SPH Media的資金主要用於人才、技術和不同語言新聞能力，績效條件圍繞覆蓋和參與度，而不是某篇報道應持什麼觀點。政府還認爲，公共支持是爲了讓本地專業新聞在紙媒商業模式衰退後繼續存在。
另一方面，國際媒體自由組織和部分記者、研究者的評價明顯更批判。
Reuters Institute 2023年的研究訪問了SPH現任及前任記者和編輯，受訪者提出的問題包括 新聞室對權威的順從文化、記者和編輯溝通不足、新聞標準壓力以及政府傳播團隊影響增強。研究同時採訪了SPH高級編輯；其回應並不是簡單承認“政府控制”，而是認爲記者自身也有時過度自我限制，編輯仍會行使專業判斷。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的立場則明顯更加負面。其2026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將新加坡列爲 180個國家和地區中的第123位，並長期批評新加坡的法律和政治環境對獨立新聞構成約束。
這兩組事實必須同時保留：
政府與SPH方面主張編輯判斷仍然獨立；外部新聞自由機構和部分從業者則認爲制度、法律、公共資金和新聞室文化形成了實質性約束。
因此，若試圖簡單說“SPH Media是政府宣傳機構”或反過來說“政府資金與編輯完全沒有任何結構性關係”，都超出了公開資料能夠證明的範圍。
17、一個非常重要的反差：新聞自由評價低，但受衆信任度很高
國際新聞自由排名與新加坡國內讀者信任之間存在明顯反差。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6 顯示，新加坡整體新聞信任度爲 46%，高於報告所列全球平均37%；在品牌層面，CNA獲得78%的受訪者信任，The Straits Times爲77%，是新加坡信任度最高的新聞品牌之一。
與此同時，新加坡新聞消費已經明顯數字化：2026年數據中，87%受訪者使用線上渠道獲取新聞、59%使用社交媒體，而印刷渠道降至17%；真正付費購買在線新聞的比例也是17%。
這組數據實際上解釋了SMT存在的經濟邏輯：
The Straits Times仍有強大的品牌信任和社會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能自動轉化成足夠多的數字付費用戶來維持傳統大型新聞機構的全部成本。
所以其危機不是簡單的“品牌失敗”，而是全球傳統媒體普遍面對的 社會價值與商業變現能力脫鉤。
18、截至2026年的當前身份、影響力和真正位置
截至2026年9月，The Straits Times仍是SPH Media的旗艦英文綜合新聞品牌；The Business Times由 Chen Huifen 擔任主編，並明確以東南亞財經、跨境商業與全球市場爲重點；SPH Media的英語/馬來語/泰米爾語新聞業務則處於集團統一編輯和管理體系之中。
The Straits Times在今天的價值主要有四層：
第一是大衆新聞資產。 它仍擁有新加坡最大的英語傳統新聞品牌之一和很高的受衆信任度。
第二是歷史檔案資產。 180年以上連續存在使它擁有極強的機構記憶和新加坡歷史記錄價值。
第三是國家級信息基礎設施。 無論外界如何評價其政治立場，它仍是政府、企業、外交界、學術界和普通居民共同使用的重要信息節點。
第四是區域化品牌。 SPH正試圖利用數字產品、海外報道以及區域商業/科技資產，使其不再完全依賴新加坡紙質報紙市場。
The Business Times的現實位置則更像 高價值專業網絡。它的讀者總量沒有必要與ST競爭；真正重要的是它觸達公司董事、高管、投資者、專業服務機構、銀行、房地產、財富管理和創業圈層，並通過獎項、論壇、廣告和贊助把新聞影響力繼續轉化爲商業網絡價值。
而SPH Media Trust真正的現實位置，可以概括爲：
它不是傳統私人媒體家族，也不是典型上市傳媒集團，更不是純慈善基金會；它是一套由institutional members治理、專業管理層運營、保留商業收入能力、同時獲得大規模政府資金支持的not-for-profit國家級媒體基礎設施。
因此，從Moses到今天最值得記住的並非“一家族擁有180年報紙”，而恰恰相反：
Catchick Moses只在最早期提供了創刊條件；Robert Carr Woods把它從失敗邊緣帶成持續經營的新聞機構；之後個人創始人迅速退出歷史中心，真正取而代之的是公司、編輯制度、法律結構、國家社會網絡和公共資金。
這就是The Straits Times與The Business Times真正的權力演化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