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rneo Post 與 Lau 家族：從詩巫華文報業到 KTS 木材、種植與媒體資本帝國
1、首先必須把“創始人”分成兩個人來看：The Borneo Post 的創辦者不是 KTS Group 的創辦者。
The Borneo Post 的核心創辦人物是 Datuk Lau Hui Siong（劉會雄，英文資料主要使用 Lau Hui Siong）。The Borneo Post 自身的歷史資料將這份英文報紙稱爲 Lau Hui Siong 的“brainchild”，即由他構想並推動創辦；報紙於 1978 年 4 月 24 日正式創刊。報紙名稱“The Borneo Post”則由他的弟弟、後來成爲砂拉越政治人物的 Datuk Robert Lau Hoi Chew 提議。
而今天控制 The Borneo Post 的 KTS Group，其集團創始人與長期核心人物是 Lau Hui Siong 的哥哥 Dato Sri Dr Lau Hui Kang（劉會幹）。KTS 自身資料、The Edge 以及 2026 年紀念報道均將 Lau Hui Kang 稱爲集團的 founding managing director / founder。換言之，應該理解爲：弟弟 Hui Siong 建立報業體系，哥哥 Hui Kang 建立 KTS 實業體系；到 2000 年前後，因報業財務危機，媒體資產被納入哥哥一支主導的 KTS 體系。
這是理解整個 Lau 家族最重要的結構性事實。如果直接說“The Borneo Post 是 KTS 創始人 Lau Hui Kang 創辦的”，會把兩個兄弟的歷史角色混爲一談。
2、Lau 家族並不是從傳統豪門階層起步，而是後來才成爲砂拉越最有影響力的福州企業家家族之一。
The Edge 將 Lau 家族與 Tiong 家族並列描述爲來自詩巫（Sibu）的強勢福州商業家族，並指出 Lau 家族後來依託 KTS 在木材、種植和媒體領域形成相當大的經濟影響力。
但這個家族早期並不富裕。Robert Lau Hoi Chew 的訃告明確記載，他“出生於貧困家庭”，三歲喪母，後來由兩位哥哥 Lau Hui Kang、Lau Hui Siong 以及姐姐撫養長大。這至少可以確定：Lau 兄弟在 1940 年代所處的原生家庭並非資本雄厚的工商家庭，而帶有明顯的貧困、兄弟互助和早期承擔家庭責任的經歷。
因此，後來的 KTS 和 See Hua/The Borneo Post 並不是簡單的“第二代繼承財富”，而屬於砂拉越戰後福州商人從地方貿易、木材和報業中逐步積累資本的典型路徑。有關父母姓名、父親具體職業和完整家譜，公開資料有限 / 暫無法確認。
3、Lau Hui Siong 大約生於 1929 年，但其精確出生日期和完整教育經歷並沒有穩定的公開英文記錄。
馬來西亞媒體研究項目 Watching the Watchdog 2.0 引用早期報業史資料稱，Lau Hui Siong 在 1955 年、26 歲時接手 See Hua Daily News，據此推算其出生年份約爲 1928—1929 年。
法院資料則提供了更精細的時間差：1953 年，Lau Hui Siong 已經購買了經營 See Hua Daily News 等業務公司的重要股份，隨後成爲該報 managing director；媒體史資料通常把 1955 年視爲他真正“take over”該報的年份。因此並非兩種資料完全衝突，而更可能是“1953 年進入控制結構、1955 年完成實際接管”的兩個階段。
Lau Hui Siong 本人的學校、大學以及是否獲得學位，公開資料有限 / 暫無法確認。從現有可信資料看，他的職業形成過程明顯不是以公開可查的高等教育履歷著稱，而是很早進入地方新聞出版和企業經營。
4、Lau Hui Kang 大約生於 1922—1923 年，是家族實業帝國形成過程中更關鍵的“資本組織者”。
The Edge 報道他於 2006 年去世，享年 83 歲，據此其出生年份約爲 1922—1923 年。他後來成爲 KTS 的 founding managing director，並長期掌握集團經營。
KTS 的歷史有兩個容易混淆的起點。集團自己的貿易公司資料稱 KTS “commenced business in 1962”；KTS 60 週年紀念資料又將業務源頭追溯至 1956 年的 Ramin（拉敏木）鋸材出口業務。比較合理的解釋是：1956 年屬於前身業務或創業活動的開始，1962 年則是後來 KTS 集團化經營的正式起點。
KTS 紀念資料稱，早期業務由 Lau Hui Kang 與 Tiong Hua Sing、Ngu Ngiong Hieng 等人共同推動。由此也可以看出，KTS 最早並非今天這種跨行業集團，而是一個圍繞木材貿易形成的小型創業組織。
5、兄弟之間後來形成了非常清晰但相互連接的職業分工。
Lau Hui Siong 的核心能力是 報業、出版、地方社會網絡和多語種媒體擴張。他從 See Hua Daily News 出發，後來推動 The Borneo Post，並控制 Utusan Borneo，從而覆蓋華文、英文和馬來文受衆。
Lau Hui Kang 的核心能力則是 木材貿易、企業組織、資本積累、種植業擴張和集團化經營。The Edge 將 KTS 的核心產業概括爲 timber、plantation 和 media，同時還涉及水產、造船、食品以及其他工業業務。
Robert Lau Hoi Chew 則成爲這個家族中政治路徑最突出的成員。他後來擔任 Sibu 市政機構領導職務、國會議員，並出任聯邦副部長；學術媒體所有權研究也因此指出，Lau Hui Kang 本人並非活躍政治人物，但 Lau 家族與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SUPP，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存在明顯的人脈聯繫。
因此，這個家族後來實際上形成了三個互相補充的資源維度：實業資本、媒體資本、政治與地方社會網絡。 這並不等於三個維度之間存在可證明的直接利益交換，但它解釋了 Lau 家族爲什麼能夠成爲砂拉越地方權力結構中長期存在的家族。
6、家族的教育資源是在財富形成後顯著增強的，而“華文教育”反過來又成爲家族影響力資產的一部分。
關於 Hui Kang 本人的正式大學教育，公開資料並不充分。但他後來長期參與詩巫華文教育事務。2014 年紀念報道指出，他參與創建當地與華文獨中有關的聯合組織，並幫助 Wong Nai Siong Secondary School 渡過困難；2026 年家族紀念活動同樣將其描述爲企業家、教育推動者和社區領導者。
這很重要，因爲 Lau 家族在砂拉越獲得的社會地位並不完全來自企業利潤。學校、華教、宗鄉和地方社區貢獻構成了一種長期“社會資本”。 到第二代接班人 Henry Lau 在 2026 年回顧父親時，仍把商業誠信、社會責任和華文教育列爲家族傳統的核心組成部分。
媒體創業、資產網絡與商業模式
7、Lau Hui Siong 真正的創業起點，是 See Hua Daily News，而不是 The Borneo Post。
See Hua Daily News 於 1952 年 4 月 1 日在詩巫創刊。Lau Hui Siong 在 1950 年代中期取得控制權，並將其發展成爲詩巫最重要的華文日報之一。媒體研究資料稱，到 1950 年代末，See Hua 已成爲詩巫銷量最高的華文報紙。
法院記錄顯示，1969 年又成立 See Hua Realty，作爲 See Hua 報業及相關業務的控股/資產平臺。後來被納入這一媒體體系的業務包括 See Hua Daily News、The Borneo Post、Utusan Borneo 和 See Hua Weekly 等。
這意味着 Lau Hui Siong 的路徑不是“突然在 1978 年辦一張英文報”，而是：先取得中文地方報紙 → 建立出版組織和發行網絡 → 再把既有新聞生產能力延伸到英語和馬來語市場。
8、1978 年創辦 The Borneo Post，是 Hui Siong 從“華文報人”升級爲跨語言區域媒體經營者的關鍵一步。
The Borneo Post 於 1978 年 4 月 24 日創刊，最初從詩巫發展。隨後於 1979 年 10 月 29 日擴展到古晉，1986 年進一步進入美里、沙巴、納閩和文萊等市場；網絡門戶則在 2007 年推出。
報紙歷史資料還稱，它是東馬較早採用 photocomposition 和 offset printing、而非傳統 letterpress 技術的英文報紙之一。這個細節說明 Hui Siong 的競爭思路不僅是增加報紙種類，也包括更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和區域發行能力。
The Borneo Post 後來長期將自己定位爲婆羅洲/東馬覆蓋面最大的英文日報之一。到 2025 年，其專欄文章仍稱其爲“widest circulation English daily in Borneo”；這是報社自身的定位，應當與獨立審計數據區別看待。
9、Lau 家族的媒體佈局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同時覆蓋三個語言市場。
以歷史上的核心組合看：
See Hua Daily News 對應華文市場；The Borneo Post 對應英語市場；Utusan Borneo 對應馬來語市場。
這使媒體集團能夠覆蓋砂拉越、沙巴內部非常不同的族羣和廣告客戶，而不是依賴單一語言讀者。它也使 Lau 家族擁有一種木材和種植資產無法提供的東西——進入地方公共議題、商業社會、族羣社區和政治傳播體系的持續渠道。
2017 年 The Edge 將 Lau 家族最終控制的媒體資產列爲 The Borneo Post、See Hua Daily News、Utusan Borneo、Oriental Daily News 和 The Busy Weekly 等。隨着紙媒行業變化，這個組合後來發生調整。
10、KTS 在媒體領域最激進的一次外擴，是 2002 年進軍西馬華文報業。
2002 年，KTS 推出 Oriental Daily News（《東方日報》），The Edge 將其解釋爲 Lau/KTS 與 Tiong Hiew King/Rimbunan Hijau—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體系商業競爭的一部分。
當時 Tiong 系在西馬華文媒體中的影響力因 Nanyang Press 等資產而顯著擴大；KTS 選擇從砂拉越跨海進入半島市場，本質上是在挑戰一個規模遠大於自己的既有華文媒體網絡。
這項決策雖然擴大了 KTS 的全國媒體知名度，卻沒有顛覆原有市場結構。The Edge 2017 年指出，MCIL 在西馬華文報紙市場仍掌握超過 90% 的讀者市場和超過 70% 的廣告支出，而 Oriental Daily 面臨強烈競爭。
後來隨着紙媒結構惡化，Oriental Daily 轉向電子化。KTS 管理層 2023 年公開表示，當時集團仍重點維持三份報紙——See Hua、The Borneo Post 和 Utusan Borneo。
11、The Borneo Post 的最終控制權進入 KTS，最關鍵的原因不是正常的代際繼承，而是一次嚴重的財務危機。
這是整個故事裏最容易被簡單媒體簡介忽略的部分。
馬來西亞法院判決文書所載案情顯示，到 2000 年前後，Lau Hui Siong 控制的 See Hua 報業體系已陷入嚴重財務困境。文件記載，截至 2000 年 9 月左右，相關業務自 1990 年以來累計經營虧損約 RM35.494 million；消除集團內部往來後，總負債約 RM54.648 million；金融機構風險敞口約 RM32.74 million。
面對這種情況，Hui Siong 在 2000 年中期向哥哥 Hui Kang 求助。談判涉及 KTS Group、KTS News，以及當時已經在集團管理層中的 Henry Lau；最終於 2000 年 11 月 6 日達成相關安排。
媒體所有權研究因此將 2000 年視爲關鍵節點：Hui Kang/KTS 接管並拯救 See Hua 媒體體系，從此這些媒體成爲 KTS 集團的一部分。
因此，今天 The Borneo Post 與 KTS 的關係，並不是從 1978 年創刊起就天然存在，而是在大約 22 年後，通過家族內部救助和企業重組形成的。
12、這次救助還揭示了 Lau 家族的一個重要結構：家族關係是資本配置機制。
當 Hui Siong 的媒體公司出現嚴重虧損時，能夠進行救援的不是外部私募基金，也不是國際媒體集團，而是哥哥 Hui Kang 所建立的 KTS 實業資本。
換言之，木材和實業積累出來的資產負債表，最終成爲媒體資產得以繼續存在的資本後盾。
這也是爲什麼今天不能只把 KTS 理解成“一個擁有報紙的木材公司”。更準確地說，它是一個家族控制的多行業資本體系：高現金流或重資產產業與低利潤但高社會影響力的媒體可以在同一控制體系內共存。2023 年 Vincent Lau 就明確承認，印刷媒體已經不是高利潤業務，但 KTS 仍繼續維持 See Hua，其中一個原因是保存和服務華文文化。
13、所以，KTS 的媒體資產同時是“商業資產”和“影響力資產”。
商業層面，The Borneo Post 網站明確經營 business、branded content、advertorial 等內容板塊，並通過印刷發行、商業廣告和數字渠道維持媒體業務；但 KTS 沒有公開各媒體品牌收入、利潤和廣告佔比，因此具體收入結構 公開資料有限 / 暫無法確認。
影響力層面，擁有英語、華語和馬來語新聞平臺意味着 KTS 能夠持續連接砂拉越和沙巴的政界、商界、社區組織、學校、廣告商和普通讀者。這種社會網絡價值不能直接用報紙利潤衡量。
Vincent Lau 2023 年的表述尤其具有代表性：集團願意在紙媒盈利能力下降時繼續維持 See Hua，說明媒體在家族資產組合中具有文化傳承、社區聲望和公共影響力等非財務價值。
14、KTS 真正的經濟底盤仍然不是媒體，而是木材、貿易和種植業。
KTS Trading 官方資料稱，它是集團主要 trading arm，自集團於 1962 年開始經營以來，負責原木、鋸材、膠合板和 laminated wood 等產品的出口，並代理衆多國際產品。
集團的經銷合作包括 STIHL、Suzuki、Shell、Atlas Copco 等品牌或產品體系。2026 年 Henry Lau 也特別提到，與 STIHL、Suzuki、Shell 等合作伙伴的商業關係已維持多年甚至數十年。
KTS Trading 的公開網點覆蓋詩巫、古晉、美里、民都魯、亞庇、鬥湖、山打根、納閩、吉隆坡、檳城、新加坡等地，顯示其早已不是一個侷限於詩巫的地方木材商。
15、KTS 的第二個重資產支柱，是油棕和種植產業；這裏最重要的公開資本市場載體是 BLD Plantation Berhad。
The Edge 指出 Lau 家族最終控制 Bursa Malaysia 上市的 BLD Plantation Bhd；今天 Henry Lau Lee Kong 擔任其 Executive Chairman。
BLD 官方資料顯示，公司 2001 年成立、2003 年 7 月 21 日在 Bursa Malaysia 主板上市。其子公司覆蓋油棕種植、鮮果串處理、棕櫚油精煉、kernel crushing 等環節。
其中 Bintulu Lumber Development 公開披露約有 22,000 公頃油棕種植土地；Grand Mutual 另有約 3,500 公頃油棕地，並與 BLD 莊園相鄰，以降低物流和運營成本。
這構成了一套明顯的縱向一體化模式：土地/種植 → 鮮果串 → 榨油 → 精煉與棕櫚仁加工 → 國內外銷售。
16、森林業務也已經從傳統採伐逐漸被迫進入“認證、可持續經營、種植林”的新規則體系。
KTS Plantation 在沙巴管理 Segaliud Lokan Forest Reserve 的相關 Forest Management Unit。其官方資料稱，該區域採用 natural forest management，並取得 Malaysia Timber Certification Scheme 體系下的認證和 ISO 14001 環境管理認證。
這一變化具有戰略意義。過去 KTS 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木材資源、採伐和出口；今天則越來越需要把競爭力轉向 森林認證、可追溯性、人工林、下游加工和環境合規。
Henry Lau 在 2025 年獲得榮譽博士時，也被介紹爲推動 sustainable forestry 的企業人物，並被確認自 2000 年起擔任 KTS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17、KTS 的資產組合遠比“木材＋報紙”更寬。
The Edge 2017 年對集團的描述還包括 plantation、prawn farming、shipbuilding、food、glass sand 等業務；KTS 公開資料也顯示其貿易和消費品分銷活動橫跨工業設備、船外機、能源、食品等類別。
集團還存在地產相關業務和家族管理平臺，但由於 KTS Holdings 本身是私人控制體系，並不像上市公司那樣披露完整合並報表，因此 KTS 全集團當前總資產、總收入、家族淨資產以及各業務板塊利潤貢獻，公開資料有限 / 暫無法確認。
這也是研究 Lau 家族財富時必須保持謹慎的地方：能夠確認其是大型家族集團，不等於能夠可靠計算家族個人財富。
18、資本結構上，KTS 與典型由 PE、VC 或國際機構投資者扶持的公司完全不同。
它的歷史核心是 家族資本＋經營現金流＋銀行融資＋旗下上市平臺，而不是外部創業基金。2000 年 See Hua 的救助尤其能說明這一點：媒體重組依靠 KTS 家族企業體系和金融機構債務安排，而非外部媒體投資人。
BLD Plantation 上市以後，則爲 Lau/KTS 體系增加了公開資本市場接口，但 KTS 母體本身仍保持私人集團特徵。
其長期合作網絡則更多表現爲產業關係，例如 STIHL、Suzuki、Shell 等國際品牌，以及與砂拉越政府產業發展政策、森林管理機構和地方商業協會之間的長期互動。
19、KTS 最有特色的商業模式，可以概括成“資源資產創造現金流，貿易擴大渠道，媒體累積影響力，家族網絡負責長期配置”。
第一層是 timber / forestry：通過木材資源、加工和出口建立初始資本。
第二層是 plantation / palm oil：把土地和農業資產轉變爲長期重複現金流，並進一步延伸到加工、精煉。
第三層是 trading / distribution：利用橫跨東馬、西馬和新加坡的渠道代理國際品牌，降低集團只依賴木材週期的風險。
第四層是 media：本身未必是集團回報率最高的業務，卻帶來跨語言傳播能力、地方知名度、公共議題參與能力和社會網絡。
第五層是 family succession：通過家庭成員長期掌權，而非頻繁出售資產，實現幾十年尺度上的複利和控制權延續。
轉折、爭議、成功與現實影響力
20、Lau Hui Siong 最成功的地方，不只是創辦了一份報紙，而是建立了東馬少見的多語種地區媒體體系。
從 See Hua 到 The Borneo Post，再到 Utusan Borneo，他實際上把一個詩巫地方華文報業平臺擴展成了覆蓋華語、英語和馬來語的新聞體系。
The Borneo Post 的意義尤其在於，它讓 Lau 家族從華人社羣內部的傳播者，進入更廣泛的砂拉越、沙巴英語公共空間。其後向古晉、美里、沙巴、納閩和文萊的擴張，又進一步把品牌從“詩巫報紙”變成“婆羅洲區域媒體”。
這纔是 Hui Siong 最核心的歷史位置：不是著名記者型人物，而是地方媒體資產的創業者、經營者和平臺建造者。
21、Lau Hui Kang 最成功的地方，則是把一次木材創業變成可以跨代傳承的多元家族企業。
從 1950 年代木材出口業務到 1962 年後的 KTS，Hui Kang 長期擔任 Managing Director。Henry Lau 2026 年回憶稱，父親擔任集團 MD 達 38 年，之後轉任 Executive Chairman 並繼續參與集團事務直到去世。
其真正的成果不是某一項“明星產品”，而是建立了一個能夠把 timber、plantation、trading、media 和其他業務裝進同一控制結構的組織。
2006 年 Hui Kang 去世後，集團並沒有分崩離析；Henry、Stephen、Vincent 等兒子繼續參與管理。The Edge 在 2017 年已明確指出 KTS 由 Hui Kang 的兒子們延續經營。
對於家族企業而言，能從創始人控制順利過渡到第二代、並繼續維持產業協會和資本市場影響力，本身就是其最顯著的經營成果之一。
22、1997—2000 年，是 Lau 家族媒體史上最危險的階段。
1997 年 Sin Chew Daily 向砂拉越市場擴張，直接加劇 See Hua 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媒體研究資料稱 See Hua 曾被指責“親反對黨”，並被認爲對當時副首席部長 Wong Soon Kai 的選舉失利產生影響；隨後砂拉越州政府對 See Hua 及其姐妹報實施 boycott，導致其財務壓力進一步惡化。
這裏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實：對 Lau/KTS 媒體的政治爭議不能簡單概括成“親政府報紙”。在這一歷史階段，See Hua 恰恰因爲被認爲過於接近反對派而遭受政治和商業壓力。
隨後發生的 2000 年財務救助，使媒體控制權從 Hui Siong 的獨立報業體系逐步進入 Hui Kang/KTS 的實業體系。
23、2000 年重組也是一次失敗：它證明原來的 See Hua 媒體商業模式已經無法單獨承受競爭、政治風險和債務。
累計約 RM35.5 million 的經營虧損和超過 RM54 million 的負債並不是普通的短期現金流波動，而屬於結構性危機。
從這個角度看，KTS 收購/救助不是單純的“帝國擴張”，也可以理解成一次家族內部的資產保全：如果沒有 KTS 的資本能力，See Hua—Borneo Post 體系在當時可能面臨更嚴重的破產或控制權流失風險。後半句屬於基於財務狀況的合理推斷。
這次交易後來還進入公司及股東相關訴訟程序，因此也說明家族救助並不意味着公司治理問題自動消失。
24、媒體與木材集團放在同一個所有權體系內，長期存在一個無法忽視的結構性問題：潛在利益衝突。
KTS 是砂拉越大型木材集團，同時又擁有 The Borneo Post 等重要地方媒體。Mongabay 在報道砂拉越森林問題時甚至專門加註說明，The Borneo Post 的所有者 KTS 本身擁有 logging interests。
這並不能證明 The Borneo Post 在某一具體報道中受到集團指令，也不能據此斷言記者缺乏獨立性；但從媒體治理角度，一家報紙需要報道州政府的林業政策、油棕開發、土地權利和木材企業，而它的最終所有者本身又是相關行業大型企業，這天然構成潛在利益衝突。
因此，對 The Borneo Post 的現實定位，既不能忽略其真實新聞生產能力，也不能忽略所有權結構。
25、Lau/KTS 體系最持續的負面爭議，主要來自森林砍伐、泥炭地、原住民土地權和可持續性問題，而不是媒體本身。
研究砂拉越森林政治經濟的文獻經常把 KTS 與 Samling、Rimbunan Hijau、Shin Yang、Ta Ann、WTK 並列爲所謂砂拉越木材業“Big Six”。
2016 年，環境組織 Friends of the Orangutans 與 Sahabat Alam Malaysia 針對與 KTS 關聯的 BLD Plantation 舉行抗議，指控其在砂拉越開發泥炭地用於油棕種植。
KTS/BLD 方面則公開反駁相關批評，稱部分報道“片面”，否認外部組織對其森林、種植及原住民問題的描述具有完整性。The Borneo Post 當時刊登了相關回應。
因此，嚴謹的結論應當是：有關 KTS/BLD 環境影響存在長期、實質性的 NGO 和環保組織指控，同時企業方面明確反駁部分指控；具體項目需要逐案判斷，不能把所有環境批評直接當作已經由法院認定的違法事實。
26、2019 年，國際環保組織 Mighty Earth 又把 KTS 推到國際森林認證爭議中。
Mighty Earth 表示，它向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提交針對 KTS Group 的投訴，指控集團持續存在與 FSC Policy for Association 不相容的森林破壞和人權問題，並要求 FSC 調查。
這裏必須區分“投訴”與“定罪/最終裁決”：Mighty Earth 的文件證明的是環境組織確實提出了正式挑戰，不等同於所有指控均已得到司法或認證機構最終確認。
另一方面，KTS Plantation 當前也公開強調其部分森林管理單位接受 MTCS 和 ISO 14001 認證，說明集團現實中的戰略方向至少已經包括通過第三方森林管理體系建立可持續性資質。
27、從外部 ESG 透明度看，KTS 目前仍然屬於披露較弱的私人集團。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的 SPOTT 平臺截至 2025 年 9 月對 KTS Group timber and pulp 業務給出的總透明度/ESG披露評分爲 24.3%；治理部分得分尤其較低。
SPOTT 對 BLD Plantation 的 2025 年 10 月評估總分爲 28.5%。
這類分數主要衡量公開政策、披露和可驗證實踐，並不能直接等同於“實際環境績效只有 24%/28%”。更準確的理解是：作爲一個規模很大的資源型家族集團，KTS 對外公開的環境、社會和治理信息仍明顯不足。
28、媒體業務本身則面對另一種危機：紙媒結構性衰退。
Vincent Lau 2023 年公開承認，傳統印刷媒體已不再是高利潤業務，數字媒體和社交平臺正在改變讀者習慣；Oriental Daily 也因此從印刷轉向電子化。
The Borneo Post 已建立網站、WhatsApp Channel、Telegram、Newswav 和社交媒體渠道，其現實身份因此不再只是“一份日報”，而是區域新聞數字品牌。
但與全國性或全球數字媒體相比，其核心競爭優勢仍然是 Sarawak、Sabah 和 Borneo 本地新聞採集網絡，而不是全球規模。
29、今天真正掌握 KTS 的核心第二代人物，是 Henry Lau Lee Kong。
The Edge 早已將 Henry、Stephen Lau Lee Kiong、Vincent Lau Lee Ming 列爲 Hui Kang 之後的主要管理者，其中 Henry 居於最核心的經營位置。
Henry 自 2000 年起擔任 KTS Group Managing Director，同時擔任上市公司 BLD Plantation Executive Chairman。
截至 2026 年 8 月，他還擔任 Sarawak Timber Association Chairman，任期爲 2026—2027 年；這是他自 2022 年首次擔任主席以來的第三屆任期。STA 官方名單同樣確認 Henry 爲現任主席，而 KTS Group 和 Vincent Lau 也繼續出現在協會高層網絡中。
這表明 Lau 家族今天的影響力並不只是“擁有企業”，而已經進入 行業規則、產業遊說、森林政策討論與企業網絡組織層面。
30、Vincent Lau 則越來越明顯地承擔家族、社區和媒體文化資產之間的連接角色。
2026 年紀念 Hui Kang 的活動中，Vincent 以其子、Temenggong Dato Vincent Lau 的身份公開談論父親的家族理念、社區責任和教育遺產。
2023 年又是 Vincent 代表 KTS 解釋爲何即使報業盈利能力下降，集團仍繼續維持 See Hua。
因此，與 Henry 更明顯的集團經營、上市公司和產業協會角色相比，Vincent 的公開形象更接近 集團副管理者＋家族代表＋社區/華教/媒體文化資源連接者。
31、家族與政治的關係必須準確描述，既不能忽略，也不能過度推斷。
Lau Hui Kang 本人並不以政治家身份著稱；媒體所有權研究明確指出，他本人“不活躍於政治”，但家族成員與 SUPP 長期存在關係。
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弟弟 Robert Lau Hoi Chew：他先後擔任 Sibu 地方領導職務、Sibu 國會議員，並出任聯邦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Transport 領域的 Deputy Minister。
因此，Lau 家族應被理解爲一個同時擁有 企業、媒體、社團和政治親緣網絡的地方精英家族，但公開資料不足以把這種關係直接等同於某種祕密政治控制機制。
32、Lau Hui Kang 與州政府之間也存在長期產業合作關係。
2026 年紀念活動上，前砂拉越高級官員 Hamid Bugo 回憶，Hui Kang 是最早響應政府號召、參與鄉村油棕種植開發的商人之一，並把他描述爲砂拉越種植產業早期的重要推動者。
這說明 KTS 的成長並不是單純依靠自由市場木材出口，也與砂拉越政府推動森林資源開發、農業種植和鄉村發展的大型政策環境緊密結合。
這類“政府產業政策＋地方家族資本”模式，是理解砂拉越大型木材企業崛起的重要背景。
33、今天 The Borneo Post 仍然屬於 KTS Group，這一點並沒有因爲數字化而改變。
2026 年 The Borneo Post 關於大學生參訪新聞編輯室的報道仍直接將 The Borneo Post 描述爲 part of the KTS Group。
網站版權主體目前顯示爲 Borneo Post Online Sdn Bhd，並持續運營 Sarawak、Sabah、Nation、Business、Sports、Features、Columns 等垂直頻道。
也就是說，Lau 家族幾十年前形成的媒體資產並未出售給大型全國媒體集團，而仍然嵌在家族實業集團內部。
時間線與綜合判斷
34、關鍵時間線可以壓縮爲以下連續路徑。
1952 年：See Hua Daily News 在詩巫創刊。
1953—1955 年：Lau Hui Siong 逐步取得 See Hua 相關公司重要權益，並在約 26 歲時完成對報紙的實際接管。
1956 年：KTS 後來將自身業務根源追溯到 Ramin 鋸材出口。
1962 年：KTS Group 正式經營起點；Lau Hui Kang 成爲 founding managing director。
1969 年：See Hua Realty 成立，爲媒體及相關資產提供企業控股結構。
1978 年 4 月 24 日：Lau Hui Siong 創辦 The Borneo Post；Robert Lau Hoi Chew 提議報紙名稱。
1979 年：The Borneo Post 擴展至古晉。
1986 年：進一步進入美里、沙巴、納閩及文萊市場。
1997 年：Sin Chew 加劇砂拉越競爭；See Hua 因被指親反對派而面臨政府 boycott，媒體體系進入嚴重壓力期。
2000 年：See Hua 體系出現嚴重負債與累計虧損；Hui Siong 向 Hui Kang/KTS 求助，KTS 介入重組並取得媒體體系控制。Henry Lau 同年開始擔任 KTS Managing Director。
2002 年：KTS 推出 Oriental Daily News，向西馬華文媒體市場進攻。
2003 年：BLD Plantation 登陸 Bursa Malaysia 主板，KTS/Lau 體系獲得重要的公開資本市場平臺。
2006 年：Lau Hui Kang 因 lymphoma 去世；集團進入以第二代爲核心的時代。
2007 年：The Borneo Post 網絡門戶上線。
2022 年：Henry Lau 首次擔任 Sarawak Timber Association 主席；此後持續連任。
2023 年：KTS 管理層公開承認印刷媒體盈利壓力，但表示繼續維持 See Hua、The Borneo Post 和 Utusan Borneo，Oriental Daily 轉向數字模式。
2025—2026 年：Henry 的產業地位進一步制度化——繼續領導 KTS、擔任 BLD Executive Chairman，並連任 STA 2026—2027 主席；與此同時，外部 ESG 平臺仍對 KTS/BLD 的公開透明度給出較低評分。
35、如果要一句話說明 Lau Hui Siong 在整個結構中的位置：他是“媒體創業者”，而不是後來 KTS 綜合集團的主要建造者。
他最重要的資產不是木材特許權或種植園，而是 See Hua—The Borneo Post—Utusan Borneo 這一多語種地方媒體體系。
他真正改變的是 Lau 家族在地方社會中的信息傳播位置：家族由一個商業家族進一步成爲可以進入公共輿論空間的媒體所有者。
但他的媒體體系在 1990 年代末遭遇競爭、政治壓力和嚴重財務危機，最終需要哥哥的 KTS 資本救助。
所以 Hui Siong 的故事同時包含創業成功和商業脆弱性。
36、如果要一句話說明 Lau Hui Kang 的位置：他纔是把 Lau 家族變成長期資本集團的人。
Hui Kang 建立 KTS，先依託 timber 和 trading 積累資本，再向 plantation、媒體及其他領域擴張；在弟弟媒體帝國瀕臨財務崩潰時，他的集團又成爲最後的資本接盤者。
他的關鍵能力不在新聞內容，而在 資本配置、組織建設、產業關係和家族企業制度化。
因此今天真正統攝 The Borneo Post 的結構，不是“The Borneo Post → Lau family”，而更接近：
Lau family → KTS family capital → timber / plantation / trading / listed BLD / media → The Borneo Post、See Hua、Utusan Borneo 等品牌。
37、這個家族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媒體並不是財富的原點，卻成爲財富體系最具公共影響力的部分”。
KTS 的財富基礎來自資源和實業；The Borneo Post 本身很可能遠不如木材、油棕和其他重資產業務重要。從 Vincent Lau 對紙媒盈利性的公開表述也可以看出，媒體並不一定承擔最大利潤貢獻。
但媒體帶來的卻是其他資產無法替代的東西：知名度、地方議程參與、跨族羣傳播、企業聲譽、社區關係以及長期文化存在感。
這解釋了爲什麼一個木材—種植集團，會在紙媒利潤受到數字平臺衝擊之後仍然長期保留報紙。
38、Lau 家族今天的現實位置，應當定義爲“砂拉越地方資本精英＋資源產業利益相關方＋跨語言媒體所有者”，而不是全國級互聯網媒體巨頭。
Henry Lau 目前直接處於 KTS、BLD Plantation 和 Sarawak Timber Association 三個重要節點上；The Borneo Post、See Hua 和 Utusan Borneo 則繼續承擔 KTS 的公共傳播與地方媒體角色。
家族的優勢是幾十年積累出來的地方網絡、產業資產、土地與森林相關經營經驗、貿易渠道和媒體品牌。
其長期風險則同樣清楚：傳統紙媒衰退、資源行業監管升級、森林與原住民權利爭議、ESG 信息披露不足，以及家族企業進入更多代際之後如何維持控制權和專業管理。
39、最終看，The Borneo Post 不是一項孤立的新聞資產，而是 Lau 家族六十多年資本演化的一部分。
1950 年代，Hui Siong 從地方華文報紙建立傳播資產，Hui Kang 從木材建立實體資本；1970 年代，媒體擴展到英語；1990 年代，媒體遭遇競爭和政治風險；2000 年，兩個兄弟原本相對獨立的商業路徑在財務危機中真正合流；此後媒體被放進 KTS 的木材、種植、貿易與家族資本結構中長期保存。
這也是 Lau 家族與 The Borneo Post 最核心的歷史邏輯：
Hui Siong 創建了媒體影響力，Hui Kang 建立了支撐這種影響力長期存續的資本機器；第二代 Henry、Vincent 等人則把兩者繼續裝在同一個家族控制體系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