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姆·班克曼-弗裏德與FTX帝國的興衰：深層結構、資本網絡與司法結局的量化研究報告
一、 家庭背景、成長環境與社會資本
薩姆·班克曼-弗裏德（Samuel Benjamin Bankman-Fried，業內常簡稱 SBF）於1992年3月5日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市，成長於一個高度富裕、擁有顯赫學術和法律資源的猶太上流社會家庭。他的家庭背景不僅爲他提供了極其優渥的成長環境，還深深地塑造了他日後對制度規則進行功利主義計算的思維方式。
他的父親約瑟夫·班克曼（Joseph Bankman）是斯坦福大學法學院著名的稅法教授兼心理學家，母親芭芭拉·弗裏德（Barbara Fried）則是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的法律倫理學榮休教授。這對學術名流伴侶甚至因爲認爲法律對同性伴侶不公而拒絕正式登記結婚，展現了其獨特的自由主義倫理觀念，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 SBF 對傳統法律秩序的審視方式。
班克曼-弗裏德家族在美國學術界和公共衛生領域擁有廣泛的人脈。他的外祖母阿德里安·弗裏德·布洛克（Adrienne Fried Block）是一位著名的音樂學家，姨媽琳達·P·弗裏德（Linda P. Fried）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其弟弟加布·班克曼-弗裏德（Gabe Bankman-Fried）則在後來的家族式政治獻金帝國中充當了關鍵操盤手。這一精英家庭網絡爲 SBF 後來的政治遊說和商業擴張提供了極高的起點與合規合法性的僞裝。
SBF 自幼表現出極強的數學和邏輯思維天賦，曾被選入專門針對全美數學天才高中生的“加拿大/美國數學夏令營”（Canada/USA Mathcamp）進行深造。隨後，他進入加利福尼亞州希爾斯伯勒（Hillsborough）極負盛名的私立日製學校——水晶泉高地學校（Crystal Springs Uplands School）接受高中教育，該校當時的年學費已超過5.6萬美元，爲他積累了最初的精英同窗人脈。
二、 教育背景、麻省理工訓練與有效利他主義的扭曲
2010年，SBF 進入麻省理工學院（MIT）深造，並於2014年順利畢業，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同時輔修數學。在 MIT 期間，他加入了標榜追求極致智力、無酒精氛圍且關注社會進步的男女混合宿舍 Epsilon Theta，在其中確立了其高度量化、將世界運行規律抽象爲物理學和概率期望值的思維模型。
2013年，仍在 MIT 就讀的 SBF 參加了牛津大學年輕哲學家威爾·麥卡斯基爾（Will MacAskill）關於“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簡稱 EA）的講座並與之共進午餐。這次會面徹底顛覆了他的人生軌跡，麥卡斯基爾成功說服他接受了“賺錢爲了給予”（Earn to Give）的功利主義哲學。
有效利他主義提倡通過理性和證據尋找最大化行善效率的途徑。其核心衍生觀點“賺錢爲了給予”認爲，與其直接從事低效的慈善活動，不如進入華爾街等暴利行業賺取“無限財富”，再將財富高效率地捐贈給最具成本效益的慈善項目，從而拯救更多生命。
這種極端功利主義的道德哲學在 SBF 身上產生了微妙而危險的化學反應。他將其內化爲一種“期望值最大化”的生存信條，認爲只要最終的利他期望值足夠高，在通往該目標的路徑中所承擔的合規風險、甚至違規與欺詐，在概率學上都是完全可以接受並應當被合理對沖的代價。這爲他後來系統性挪用上百億客戶資產填補高槓杆投機虧損埋下了最初的倫理伏筆。
SBF 畢業後並未脫離有效利他主義社羣，他甚至在2019年之前一直擔任有效利他主義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Altruism）的董事會成員。他在該組織積累的人脈，不僅爲其早期創業募集了數以億計的初始資金，更在後期將有效利他主義包裝爲 FTX 進行“道德洗白”和獲取政商信任的戰略工具。
三、 早期職業生涯與簡街資本的量化洗禮
2013年暑期，SBF 在量化自營交易公司簡街資本（Jane Street Capital）實習，並於2014年畢業後正式加入，在此工作了約三年半時間。簡街資本是全球最頂尖的套利交易機構之一，SBF 在此期間主要負責國際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的量化對沖與套利交易。
在簡街資本的嚴苛錘鍊中，SBF 建立起了對市場微小定價偏差的極端敏感性。他掌握瞭如何在高度無序、流動性不平衡的多國金融市場中，通過高速的程序化和算法手段鎖定無風險或低風險的套利溢價。
簡街資本高度強調數學理性、概率計算和無視情緒波動的交易邏輯，使 SBF 將交易視作一場純粹的數學概率遊戲。他學會了如何在極短時間內進行極大規模的資金調度，並敏銳地注意到剛剛興起、缺乏嚴密監管且存在巨大地區性價格失衡的加密貨幣市場。
2017年中旬，SBF 離開了簡街資本，開始嘗試在加密貨幣套利領域獨立施展腳手。在經歷了一段短暫的有效利他主義中心工作後，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利用全球加密市場效率低下進行工業化套利的計劃中。
四、 創業歷程、Alameda Research的崛起與早期合夥人決裂
2017年11月，SBF 與同屬有效利他主義信徒的澳大利亞數學家塔拉·麥克·奧利（Tara Mac Aulay）共同創立了加密量化自營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爲了在向商業銀行申請開戶時隱瞞極具爭議的加密套利業務，SBF 特意將公司命名爲“Research（研究）”，以此規避金融機構對加密實體的嚴格合規審查。
創立初期，SBF 將目光鎖定了加密貨幣市場著名的“泡菜溢價”（Kimchi Premium）現象。當時由於韓國嚴格的資本管制，比特幣在韓國交易所的價格比美國本土高出多達50%。在發現韓元兌換極其困難後，他敏銳地發掘出溢價雖稍低（約15%）但日元法幣兌換極其順暢的日本加密市場。
Alameda Research 通過在日本設立複雜的影子支付渠道和地方銀行網絡，僱傭中間人將大額資金搬運並兌換成法幣，實現了大規模的比特幣美日套利。在套利高峯期，Alameda 每天搬磚交易的資金規模高達2500萬美元，爲 SBF 帶來了極其龐大的現金流入，使其在短時間內完成了數千萬美元的資本原始積累。
憑藉“美日套利”的空前成功，SBF 在華爾街精英階層和有效利他主義社羣中獲得了神話般的聲譽，其套利戰績甚至被與索羅斯偷襲英鎊、保爾森做空次貸等金融史詩級戰役相提並論。這使他得以在極短時間內說服多位富裕的利他主義者向其出借高達1.7億美元的交易資金。
然而，Alameda Research 的野蠻生長伴隨着極其混亂的財務管理和近乎荒謬的風險控制。2018年初，Alameda 的套利系統因自動化漏洞和極端交易策略，一度產生了1400萬美元的鉅額賬面虧損，且員工根本無法確定具體虧損數字，同時另有價值達400萬美元的 XRP（瑞波幣）代幣在交易系統中憑空消失。
2018年4月，聯合創始人塔拉·麥克·奧利及 Ben West 等全體高管層因對 SBF “極度缺乏商業倫理、漠視風控合規、滿嘴謊言和操縱性人格”感到徹底絕望，集體提出辭職。辭職團隊曾開出100萬美元的買斷價格要求 SBF 出局，但遭到其強烈拒絕。
高管層的決裂導致 Alameda 失去了大批有經驗的骨幹，其管理的資產規模在2018年春季因外部資金贖回而驟降至3000萬美元，只剩下十幾名缺乏金融經驗的年輕利他主義員工留守。然而，這一變故卻讓 SBF 徹底掌控了公司的絕對話語權。
在大批人員出走後，SBF 於2018年3月成功說服了在簡街資本的舊識、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的卡羅琳·埃裏森（Caroline Ellison）加入 Alameda。埃裏森憑藉其紮實的量化背景和對有效利他主義的極度忠誠，迅速成爲 SBF 的核心親信，並於2021年10月被任命爲 Alameda 的聯合 CEO，在2022年8月前任聯合 CEO 薩姆·特拉布科（Sam Trabucco）離職後，她正式成爲唯一的 CEO。
五、 FTX交易所的建立、股權結構與資產版圖
2019年5月，隨着 Alameda Research 成爲加密貨幣市場最龐大的流動性做市商之一，SBF 認爲第三方交易所的手續費和交易深度限制了其交易渴望，於是與 MIT 的同窗好友、天才程序員加里·王（Gary Wang）共同創立了加密貨幣衍生品交易所 FTX。
FTX 在成立之初便與 Alameda Research 形成了事實上的共生綁定關係，FTX 實際上被作爲 Alameda 的內部做作商和資金流動性池進行開發。FTX 的種子輪融資從包括幣安在內的投資者處募得800萬美元，而幣安在 FTX 成立僅六個月時便收購了其20%的股份，成爲其最重要的早期資本背書人。
在 FTX 帝國的頂層股權結構中，SBF 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具體而言，SBF 個人持有 FTX 集團60%的股權，加里·王持有17%，尼沙德·辛格（Nishad Singh）持有5%。而在 Alameda Research 的股權中，SBF 持有高達90%的絕對份額，加里·王則持有餘下的10%。
在隨後的兩年中，SBF 展開了極其激進的資產和版圖擴張。2020年，FTX 以1.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全球最大的移動端加密新聞與資產追蹤應用 Blockfolio，以此作爲收割散戶市場和導入零售流量的重要入口。
SBF 還主導開發了搭建在 Solana 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Serum（SRM），並大舉買入並控盤了包括 SOL、SRM、MAPS 等在內的多款被稱爲“Sam Coins”的代幣。這些代幣通過在 FTX 的高度控盤維持着虛高且不具備真實流動性的紙面估值，成爲 Alameda 向外部借款時最重要的虛假抵押資產。
六、 頂尖資本網絡、政商遊說與“影響力資產”的瘋狂擴張
伴隨着2021年加密牛市的爆發，FTX 編織了一張涵蓋全球最顯赫投資機構的資本網絡。2021年7月的 B 輪融資中，FTX 募得9億美元，估值飆升至180億美元。至2022年1月，FTX 的估值已達到令人咋舌的320億美元，徹底躋身全球頂級獨角獸行列。
在這筆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融資狂歡中，全球一線的資本巨頭悉數入局，其中包括紅杉資本（投資約1.5億至2億美元）、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投資約2.1億至2.75億美元）、加密風投 Paradigm（投資約2.15億美元）、安大略省教師退休基金（投資約7500萬至9500萬美元）、軟銀集團（投資約1億美元）、老虎環球（投資約3800萬美元）、以及貝萊德集團（投資約2400萬美元）。這些機構後來也因未能穿透其混亂的財務審計而遭遇集體訴訟，例如 Connor O'Keefe 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提起的集體訴訟，便將淡馬錫、紅杉及軟銀等18家機構控訴爲“協助欺詐的合謀者”。
依靠這些顯赫資本提供的合規信用資產，SBF 開始在華爾街和華盛頓展開驚人的影響力擴張。他通過 Alameda 竊取的資金向政治行動委員會和候選人輸送了超過1億美元的獻金。其中 SBF 個人向民主黨捐贈了約4000萬美元（成爲該黨大選週期的第二大個人捐助者），而高管 Ryan Salame 則作爲通道向共和黨捐贈了超過2000萬美元，通過這種雙向押注，試圖深度影響美國的加密立法進程。
2020年，SBF 與其弟弟 Gabe 共同創立了倡導大流行病防範立法的左翼遊說組織“防範大流行病”（Guarding Against Pandemics, 簡稱 GAP）。該組織幾乎完全由 SBF 操縱的 Alameda Research 提供資金支持（注資額超1200萬美元）。GAP 在華盛頓投入巨資，包括花費15萬美元投放政治廣告推動拜登政府300億美元公共衛生預防預算，在丹佛資助大麻銷售加稅1.5%以用於病毒研究的提案，並通過 Californians Against Pandemics 組織在加州收集簽名，成功將針對高收入者的 0.75% 個人所得稅加稅提案推上了加州大選選票。
爲了進一步將個人影響力變現爲政治和文化層面的“免死金牌”，SBF 還斥巨資購買了龐大的“影響力資產”：除了購買邁阿密熱火隊主場館冠名權（FTX Arena，合同總價1.35億美元）、投放由 Larry David 主演的超級碗廣告外，他還投入數千萬美元與邁克爾·基夫斯（Michael Kives）及其風投機構 K5 Global 合作，試圖通過後者的好萊塢和政界關係網，安排其與伊隆·馬斯克、奧巴馬、蕾哈娜以及扎克伯格等全球超級名流建立直接的私人社交渠道。
七、 商業模式、隱祕代碼後門與欺詐機制
FTX 與 SBF 的表面商業模式是極其簡單且高度盈利的：依靠交易所提供的高流動性、零延遲交易以及創新的保證金自動清算系統賺取手續費。然而，其實際的地下盈利模式，是一場通過操縱空氣幣估值、隱祕代碼後門以及直接侵佔客戶資金構成的龐氏信用遊戲。
這一欺詐系統的核心在於 FTX 與 Alameda 之間完全不存在任何合規防火牆。FTX 甚至沒有獨立的銀行賬戶，用戶的入金充值被直接引導匯入由 Alameda Research 擁有的銀行賬戶中。這些高達百億的客戶資金被 Alameda 隨意用於支付交易虧損、進行野蠻的風投、購買不動產以及支付高管貸款。
2019年，爲了保證 Alameda 在加密市場中的絕對優勢，SBF 直接命令加里·王和尼沙德·辛格在 FTX 的交易系統中寫入了“允許負資產”（allow negative）的代碼後門。這一代碼允許 Alameda 即使其賬戶內沒有任何資金資產，也能夠從 FTX 平臺內無限提取、劃轉客戶資金，其初始信貸額度被設爲10億美元，隨後被祕密修改爲高達650億美元的無限額度。
此外，FTX 賦予了 Alameda 絕對的“強平豁免權”。在正常的風險管理機制下，任何用戶的保證金不足都會被系統自動強制平倉，以防止產生壞賬。但 Alameda 卻在 FTX 核心代碼中被設定爲免除一切強平限制，即使產生數十億的虧損，其持倉依然可以不加限制地維持，這徹底摧毀了 FTX 標榜的自動風控系統。
爲了向外部借款並維持虛浮的賬面淨資產，SBF 指導 Alameda CEO 卡羅琳·埃裏森在市場上通過自動化高頻交易程序，大舉購入 FTX 的代幣 FTT。這種左手倒右手的操作，成功將流動性極度匱乏的 FTT 的價格炒高了數倍，進而將這些毫無變現能力的代幣作爲抵押物，從第三方加密借貸平臺借出數以十億計的真金白銀。
八、 關鍵轉折點、帝國崩塌與流動性擠兌
2021年9月，由於中國政府宣佈全面禁止國內所有的加密貨幣交易，FTX 面臨重大的地緣監管風險。SBF 迅速做出關鍵轉折決定，將 FTX 總部從香港整體搬遷至巴哈馬，並在當地購買了大量豪華房產，包括一棟價值3500萬美元、供核心高管男女混住的豪華頂層公寓，使整個核心管理團隊陷入了徹底脫離外界監管的失控狀態。
2022年5月，算法穩定幣協議 LUNA 及 UST 的全面崩潰引發了加密市場的雷曼危機，各大加密借貸平臺出現連鎖爆雷，Alameda 的外部債權人開始對其催收數十億美元的債務。在面臨清盤的絕境下，SBF 做出了他人生中最致命的欺詐決定：下令直接挪用 FTX 平臺上數以十億計的用戶託管資產，去償還 Alameda 欠下的高築債臺。
2022年11月2日，加密行業主流媒體 CoinDesk 爆出猛料，曝光了 Alameda 的機密資產負債表。披露顯示，Alameda 賬面高達146億美元的資產中，絕大多數是由 FTT 以及一系列由 SBF 自行發行的空氣代幣組成，其實際變現淨資產幾乎爲零，直接刺破了其資產雄厚的謊言。
該消息發佈後，幣安交易所創始人趙長鵬（CZ）出於風險規避和對 SBF 遊說打壓幣安政策的憤怒，於11月6日高調宣佈將分批清倉其持有的全部 5 億美元 FTT 資產，瞬間引發了市場對 FTX 償付能力的極大恐慌。
恐慌引發了歷史性的擠兌，FTX 在短短几天內遭遇了高達數億美元的提現狂潮，但其賬面上的真實代幣準備金（如比特幣、以太坊等）實際上不足客戶賬面餘額的 1.1%，根本無法承兌。
11月9日，卡羅琳·埃裏森在一次緊急視頻會議上，向 Alameda 的全體員工承認，FTX 的客戶資金被直接用來償還了 Alameda 的債務，且她、SBF、加里·王以及尼沙德·辛格對這一挪用行爲完全知情。
雖然 SBF 曾嘗試向淡馬錫、紅杉等投資人緊急募集 80 億美元以填補資金窟窿，且一度與幣安達成口頭的救助意向，但幣安在進行了一天的盡職調查後，發現其壞賬窟窿已達到驚人的 80 億美元且涉嫌嚴重欺詐，隨即宣佈放棄收購。11月11日，FTX 帝國正式申請 Chapter 11 破產保護，SBF 宣佈辭職。
九、 司法審判、親信倒戈與核心高管的刑期判定
2022年12月12日，SBF 在巴哈馬被當地警方逮捕，隨後被引渡回美國接受審判。他被大陪審團指控包括電匯欺詐、陰謀證券欺詐、陰謀洗錢以及陰謀違反競選資金法在內的多項重罪。
在2023年10月的法庭審理中，昔日與他共處巴哈馬豪華公寓的核心密友和親信全員倒戈。卡羅琳·埃裏森作爲檢方明星證人，在庭審中公開指證：“是薩姆直接命令我犯下這些罪行的”。加里·王和尼沙德·辛格也詳細展示瞭如何在系統底層嵌入代碼以配合 SBF 的竊款指令。
2023年11月2日，紐約曼哈頓聯邦陪審團裁定 SBF 的七項重罪指控全部成立。2024年3月28日，美國地方法官劉易斯·卡普蘭（Lewis Kaplan）嚴厲痛斥 SBF “毫無悔意且賭博式地指望不被抓獲”，判處其25年監禁，並勒令其沒收、劃撥高達110.2億美元的資產。
核心高管們也面臨了各自的審判結局：
卡羅琳·埃裏森因其極其關鍵的指證表現獲得了法官的重大寬大處理，於2024年9月24日被判處2年監禁，並在沒收110億美元資產後，於2024年11月入獄，實際服刑14個月，於2026年1月提前獲釋。
加里·王作爲首位認罪並全力協助檢方調查的高管，因其在法庭上強有力的證言，以及用極高超的計算機程序技能爲美國政府開發了一套用於股票和加密貨幣市場的 KYC 和異常交易欺詐檢測系統，於2024年11月20日被免於坐牢，判處 Time Served（免予監禁）和3年監外看管。
尼沙德·辛格由於其在後期才捲入核心欺詐，且自首態度誠懇，積極協助追回受害者資產，於2024年10月30日同樣被免除牢獄之災，判處 Time Served。
瑞安·薩拉梅是唯一未與檢方簽署合作指證 SBF 協議的核心高管。他於2024年5月28日因非法政治獻金陰謀及運行無牌照貨幣傳送業務被判處90個月（7.5年）監禁，並勒令繳納超600萬美元罰金及500萬美元賠償。他於2024年10月11日在馬里蘭州的坎伯蘭中等安全聯邦監獄（FCI Cumberland）開始服刑，其釋放日期在2024年11月被法院提前了一年多。
十、 破產重組、資產追回與全額加息賠付方案的爭議
在 FTX 破產後，接管帝國的破產清算總操盤手約翰·J·雷三世（John J. Ray III）展現了極強的資產剝離和追回手腕。截至2024年中，清算團隊成功追回了高達145億至163億美元的龐大現金池，遠遠超出了非政府債權人（包括散戶在內）約112億美元的索賠總額。
2024年10月7日，特拉華州破產法院法官約翰·多西（John Dorsey）正式批准了 FTX 的重組賠付計劃。根據該計劃，持有債權金額低於5萬美元的小額債權人（佔全體債權人總數的98%）將在計劃生效後的60天內，獲得高達其原本索賠金額 118% 的現金賠付，而其餘債權人也將獲得100%的全額索賠，並獲得額外的時間利息補償（最高可達 9% 的利息率）。
這一創紀錄的破產清算結果在金融重組史上極其罕見，被法學界視爲“不可思議的奇蹟”。然而，在加密貨幣社區內部，該償付計劃卻引發了排山倒海的聲討與抗議。
核心爭議在於賠付的匯率折算標準。清算團隊完全是根據 2022 年 11 月 FTX 申請破產時的加密貨幣美元價格（當時比特幣約1.6萬美元，以太坊約1200美元）來計算受害者的索賠金額的。
截至2024年，比特幣價格已飆升數倍。以 Sunil Kavuri 爲代表的債權人集團憤怒地指出，如果按照幣本位計算，受害者資產實際上縮水了近 70% 至 80%。清算團隊出售了增值的代幣並以 2022 年的低法幣匯率進行“118%”的賠付，實質上是用法律手段剝奪了原本屬於客戶的資產升值紅利。
十一、 父母面臨的法律風波與法庭之外的輿論博弈
SBF 的父母、前斯坦福法學教授約瑟夫·班克曼和芭芭拉·弗裏德，不僅在民事官司中被破產信託起訴要求吐出數千萬受害者資金，在法庭之外也展開了近乎瘋狂且極具法律擦邊球性質的公關救贖。
芭芭拉·弗裏德於2022年底在 FTX 崩潰的敏感時刻，匆忙宣佈從斯坦福大學提前退休。2026年2月，她竟然以兒子的“授權代理人”名義，繞過正式的辯護律師團隊，親自起草並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旨在申請重審和撤換卡普蘭法官的“自辯（pro se）”動議。
這一荒謬的舉動當即引發了法律界的嚴厲警告，因爲在美國司法體系中，被告人不能在擁有律師的同時提交自辯文件。法官也嚴厲斥責其母親並非該法院的註冊律師，毫無訴訟主體地位。同時，其母親若涉意代筆或假冒自辯，將面臨紐約律師協會弔銷其執業執照的嚴重行業處分。
2026年3月11日，芭芭拉·弗裏德甚至在 Substack 上發表專欄文章，公然將審判她兒子的卡普蘭法官，與在1950年代將羅森堡夫婦送上絞刑架的爭議冷戰法官歐文·考夫曼（Irving Kaufman）相提並論，痛斥司法制度“以殘忍爲樂”。
2026年3月21日，夫婦二人一同登上 CNN，接受主持人邁克爾·斯默科尼什（Michael Smerconish）的獨家電視專訪。在鏡頭前，他們極力粉飾兒子的欺詐罪行，向公衆和特朗普政府隔空喊話，聲稱 SBF 只是“失控的惡意公訴的受害者”，試圖將其包裝爲司法迫害的對象。
此外，SBF 一家還將矛頭對準了接管 FTX 的核心律所 Sullivan & Cromwell。他們與部分債權人聯手，指控該律所爲了賺取數億美元的破產清算代理費，聯合新 CEO 約翰·雷通過欺騙手段強行剝奪了 SBF 的公司控制權，將原本可以通過“自愈”解決的流動性困難，故意放大爲不可逆轉的破產清算深淵。
十二、 現狀、獄中生態與特赦遊說的現實痕跡
薩姆·班克曼-弗裏德目前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隆波克的低安全級別聯邦懲教所（FCI Lompoc）服刑。得益於每日堅持練習皮克球，他的體重驟降了約30磅，皮膚也因戶外運動而曬黑。
在獄中，SBF 依然極力維持其“智商優越”的極客領袖形象。他不僅在獄中開辦了國際象棋培訓班，還利用自己的名校法律背景，充當起了獄友們的“影子法律顧問”，幫助多位囚犯起草了減刑訴狀和法律文件，在獄中建立起了獨特的威望。
他的獄中日常生活高度依賴監獄內部的 CorrLinks 電腦終端。他利用有限的在線時間，瘋狂玩了多達 6000 餘次移動端遊戲《像素地牢》（Shattered Pixel Dungeon）。他還發揮黑色幽默，撰寫了一本名爲《純素食監獄食譜》（Vegan Prison Cookbook）的手冊，並在獄中通過郵件連載其個人自傳體回憶錄《曼弗雷德》（Manfred）。
爲了協助兒子早日出獄，其父母在2026年中期聘請了兩名共和黨背景的頂級政治遊說專家：曾擔任特朗普2024年競選團隊顧問的布賴恩·蘭扎（Bryan Lanza），以及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前御用律師科裏·蘭霍弗（Kory Langhofer），向特朗普政府展開了極其昂貴的遊說攻勢，試圖獲取總統特赦。
儘管遊說團隊來勢洶洶，甚至一度讓 Polymarket 上的特赦預測賠率飆升，但特朗普本人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明確表示絕不會特赦 SBF，白宮也多次重申無意對其減刑，這意味着他大約 18 年的實際服刑期（在 First Step Act 減刑條款下）幾乎已成定局。
哪怕身陷囹圄、上訴路徑被封死，SBF 對自己的金融和概率信仰依然未曾產生絲毫動搖。他不僅每天通過 CorrLinks 向其父親發送指令、代其在社交平臺 X 上發表行業評論，更在一次近期的會面中向獄友和媒體透露，他堅信自己在 2044 年出獄後能夠重回行業巔峯，並計劃到那時立即發行一款新型加密貨幣以完成其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