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rneo Post 与 Lau 家族：从诗巫华文报业到 KTS 木材、种植与媒体资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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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必须把“创始人”分成两个人来看：The Borneo Post 的创办者不是 KTS Group 的创办者。
The Borneo Post 的核心创办人物是 Datuk Lau Hui Siong（刘会雄，英文资料主要使用 Lau Hui Siong）。The Borneo Post 自身的历史资料将这份英文报纸称为 Lau Hui Siong 的“brainchild”，即由他构想并推动创办；报纸于 1978 年 4 月 24 日正式创刊。报纸名称“The Borneo Post”则由他的弟弟、后来成为砂拉越政治人物的 Datuk Robert Lau Hoi Chew 提议。
而今天控制 The Borneo Post 的 KTS Group，其集团创始人与长期核心人物是 Lau Hui Siong 的哥哥 Dato Sri Dr Lau Hui Kang（刘会干）。KTS 自身资料、The Edge 以及 2026 年纪念报道均将 Lau Hui Kang 称为集团的 founding managing director / founder。换言之，应该理解为：弟弟 Hui Siong 建立报业体系，哥哥 Hui Kang 建立 KTS 实业体系；到 2000 年前后，因报业财务危机，媒体资产被纳入哥哥一支主导的 KTS 体系。
这是理解整个 Lau 家族最重要的结构性事实。如果直接说“The Borneo Post 是 KTS 创始人 Lau Hui Kang 创办的”，会把两个兄弟的历史角色混为一谈。
2、Lau 家族并不是从传统豪门阶层起步，而是后来才成为砂拉越最有影响力的福州企业家家族之一。
The Edge 将 Lau 家族与 Tiong 家族并列描述为来自诗巫（Sibu）的强势福州商业家族，并指出 Lau 家族后来依托 KTS 在木材、种植和媒体领域形成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力。
但这个家族早期并不富裕。Robert Lau Hoi Chew 的讣告明确记载，他“出生于贫困家庭”，三岁丧母，后来由两位哥哥 Lau Hui Kang、Lau Hui Siong 以及姐姐抚养长大。这至少可以确定：Lau 兄弟在 1940 年代所处的原生家庭并非资本雄厚的工商家庭，而带有明显的贫困、兄弟互助和早期承担家庭责任的经历。
因此，后来的 KTS 和 See Hua/The Borneo Post 并不是简单的“第二代继承财富”，而属于砂拉越战后福州商人从地方贸易、木材和报业中逐步积累资本的典型路径。有关父母姓名、父亲具体职业和完整家谱，公开资料有限 / 暂无法确认。
3、Lau Hui Siong 大约生于 1929 年，但其精确出生日期和完整教育经历并没有稳定的公开英文记录。
马来西亚媒体研究项目 Watching the Watchdog 2.0 引用早期报业史资料称，Lau Hui Siong 在 1955 年、26 岁时接手 See Hua Daily News，据此推算其出生年份约为 1928—1929 年。
法院资料则提供了更精细的时间差：1953 年，Lau Hui Siong 已经购买了经营 See Hua Daily News 等业务公司的重要股份，随后成为该报 managing director；媒体史资料通常把 1955 年视为他真正“take over”该报的年份。因此并非两种资料完全冲突，而更可能是“1953 年进入控制结构、1955 年完成实际接管”的两个阶段。
Lau Hui Siong 本人的学校、大学以及是否获得学位，公开资料有限 / 暂无法确认。从现有可信资料看，他的职业形成过程明显不是以公开可查的高等教育履历著称，而是很早进入地方新闻出版和企业经营。
4、Lau Hui Kang 大约生于 1922—1923 年，是家族实业帝国形成过程中更关键的“资本组织者”。
The Edge 报道他于 2006 年去世，享年 83 岁，据此其出生年份约为 1922—1923 年。他后来成为 KTS 的 founding managing director，并长期掌握集团经营。
KTS 的历史有两个容易混淆的起点。集团自己的贸易公司资料称 KTS “commenced business in 1962”；KTS 60 周年纪念资料又将业务源头追溯至 1956 年的 Ramin（拉敏木）锯材出口业务。比较合理的解释是：1956 年属于前身业务或创业活动的开始，1962 年则是后来 KTS 集团化经营的正式起点。
KTS 纪念资料称，早期业务由 Lau Hui Kang 与 Tiong Hua Sing、Ngu Ngiong Hieng 等人共同推动。由此也可以看出，KTS 最早并非今天这种跨行业集团，而是一个围绕木材贸易形成的小型创业组织。
5、兄弟之间后来形成了非常清晰但相互连接的职业分工。
Lau Hui Siong 的核心能力是 报业、出版、地方社会网络和多语种媒体扩张。他从 See Hua Daily News 出发，后来推动 The Borneo Post，并控制 Utusan Borneo，从而覆盖华文、英文和马来文受众。
Lau Hui Kang 的核心能力则是 木材贸易、企业组织、资本积累、种植业扩张和集团化经营。The Edge 将 KTS 的核心产业概括为 timber、plantation 和 media，同时还涉及水产、造船、食品以及其他工业业务。
Robert Lau Hoi Chew 则成为这个家族中政治路径最突出的成员。他后来担任 Sibu 市政机构领导职务、国会议员，并出任联邦副部长；学术媒体所有权研究也因此指出，Lau Hui Kang 本人并非活跃政治人物，但 Lau 家族与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SUPP，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存在明显的人脉联系。
因此，这个家族后来实际上形成了三个互相补充的资源维度：实业资本、媒体资本、政治与地方社会网络。 这并不等于三个维度之间存在可证明的直接利益交换，但它解释了 Lau 家族为什么能够成为砂拉越地方权力结构中长期存在的家族。
6、家族的教育资源是在财富形成后显著增强的，而“华文教育”反过来又成为家族影响力资产的一部分。
关于 Hui Kang 本人的正式大学教育，公开资料并不充分。但他后来长期参与诗巫华文教育事务。2014 年纪念报道指出，他参与创建当地与华文独中有关的联合组织，并帮助 Wong Nai Siong Secondary School 渡过困难；2026 年家族纪念活动同样将其描述为企业家、教育推动者和社区领导者。
这很重要，因为 Lau 家族在砂拉越获得的社会地位并不完全来自企业利润。学校、华教、宗乡和地方社区贡献构成了一种长期“社会资本”。 到第二代接班人 Henry Lau 在 2026 年回顾父亲时，仍把商业诚信、社会责任和华文教育列为家族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媒体创业、资产网络与商业模式
7、Lau Hui Siong 真正的创业起点，是 See Hua Daily News，而不是 The Borneo Post。
See Hua Daily News 于 1952 年 4 月 1 日在诗巫创刊。Lau Hui Siong 在 1950 年代中期取得控制权，并将其发展成为诗巫最重要的华文日报之一。媒体研究资料称，到 1950 年代末，See Hua 已成为诗巫销量最高的华文报纸。
法院记录显示，1969 年又成立 See Hua Realty，作为 See Hua 报业及相关业务的控股/资产平台。后来被纳入这一媒体体系的业务包括 See Hua Daily News、The Borneo Post、Utusan Borneo 和 See Hua Weekly 等。
这意味着 Lau Hui Siong 的路径不是“突然在 1978 年办一张英文报”，而是：先取得中文地方报纸 → 建立出版组织和发行网络 → 再把既有新闻生产能力延伸到英语和马来语市场。
8、1978 年创办 The Borneo Post，是 Hui Siong 从“华文报人”升级为跨语言区域媒体经营者的关键一步。
The Borneo Post 于 1978 年 4 月 24 日创刊，最初从诗巫发展。随后于 1979 年 10 月 29 日扩展到古晋，1986 年进一步进入美里、沙巴、纳闽和文莱等市场；网络门户则在 2007 年推出。
报纸历史资料还称，它是东马较早采用 photocomposition 和 offset printing、而非传统 letterpress 技术的英文报纸之一。这个细节说明 Hui Siong 的竞争思路不仅是增加报纸种类，也包括更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区域发行能力。
The Borneo Post 后来长期将自己定位为婆罗洲/东马覆盖面最大的英文日报之一。到 2025 年，其专栏文章仍称其为“widest circulation English daily in Borneo”；这是报社自身的定位，应当与独立审计数据区别看待。
9、Lau 家族的媒体布局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同时覆盖三个语言市场。
以历史上的核心组合看：
See Hua Daily News 对应华文市场；The Borneo Post 对应英语市场；Utusan Borneo 对应马来语市场。
这使媒体集团能够覆盖砂拉越、沙巴内部非常不同的族群和广告客户，而不是依赖单一语言读者。它也使 Lau 家族拥有一种木材和种植资产无法提供的东西——进入地方公共议题、商业社会、族群社区和政治传播体系的持续渠道。
2017 年 The Edge 将 Lau 家族最终控制的媒体资产列为 The Borneo Post、See Hua Daily News、Utusan Borneo、Oriental Daily News 和 The Busy Weekly 等。随着纸媒行业变化，这个组合后来发生调整。
10、KTS 在媒体领域最激进的一次外扩，是 2002 年进军西马华文报业。
2002 年，KTS 推出 Oriental Daily News（《东方日报》），The Edge 将其解释为 Lau/KTS 与 Tiong Hiew King/Rimbunan Hijau—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体系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当时 Tiong 系在西马华文媒体中的影响力因 Nanyang Press 等资产而显著扩大；KTS 选择从砂拉越跨海进入半岛市场，本质上是在挑战一个规模远大于自己的既有华文媒体网络。
这项决策虽然扩大了 KTS 的全国媒体知名度，却没有颠覆原有市场结构。The Edge 2017 年指出，MCIL 在西马华文报纸市场仍掌握超过 90% 的读者市场和超过 70% 的广告支出，而 Oriental Daily 面临强烈竞争。
后来随着纸媒结构恶化，Oriental Daily 转向电子化。KTS 管理层 2023 年公开表示，当时集团仍重点维持三份报纸——See Hua、The Borneo Post 和 Utusan Borneo。
11、The Borneo Post 的最终控制权进入 KTS，最关键的原因不是正常的代际继承，而是一次严重的财务危机。
这是整个故事里最容易被简单媒体简介忽略的部分。
马来西亚法院判决文书所载案情显示，到 2000 年前后，Lau Hui Siong 控制的 See Hua 报业体系已陷入严重财务困境。文件记载，截至 2000 年 9 月左右，相关业务自 1990 年以来累计经营亏损约 RM35.494 million；消除集团内部往来后，总负债约 RM54.648 million；金融机构风险敞口约 RM32.74 million。
面对这种情况，Hui Siong 在 2000 年中期向哥哥 Hui Kang 求助。谈判涉及 KTS Group、KTS News，以及当时已经在集团管理层中的 Henry Lau；最终于 2000 年 11 月 6 日达成相关安排。
媒体所有权研究因此将 2000 年视为关键节点：Hui Kang/KTS 接管并拯救 See Hua 媒体体系，从此这些媒体成为 KTS 集团的一部分。
因此，今天 The Borneo Post 与 KTS 的关系，并不是从 1978 年创刊起就天然存在，而是在大约 22 年后，通过家族内部救助和企业重组形成的。
12、这次救助还揭示了 Lau 家族的一个重要结构：家族关系是资本配置机制。
当 Hui Siong 的媒体公司出现严重亏损时，能够进行救援的不是外部私募基金，也不是国际媒体集团，而是哥哥 Hui Kang 所建立的 KTS 实业资本。
换言之，木材和实业积累出来的资产负债表，最终成为媒体资产得以继续存在的资本后盾。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不能只把 KTS 理解成“一个拥有报纸的木材公司”。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家族控制的多行业资本体系：高现金流或重资产产业与低利润但高社会影响力的媒体可以在同一控制体系内共存。2023 年 Vincent Lau 就明确承认，印刷媒体已经不是高利润业务，但 KTS 仍继续维持 See Hua，其中一个原因是保存和服务华文文化。
13、所以，KTS 的媒体资产同时是“商业资产”和“影响力资产”。
商业层面，The Borneo Post 网站明确经营 business、branded content、advertorial 等内容板块，并通过印刷发行、商业广告和数字渠道维持媒体业务；但 KTS 没有公开各媒体品牌收入、利润和广告占比，因此具体收入结构 公开资料有限 / 暂无法确认。
影响力层面，拥有英语、华语和马来语新闻平台意味着 KTS 能够持续连接砂拉越和沙巴的政界、商界、社区组织、学校、广告商和普通读者。这种社会网络价值不能直接用报纸利润衡量。
Vincent Lau 2023 年的表述尤其具有代表性：集团愿意在纸媒盈利能力下降时继续维持 See Hua，说明媒体在家族资产组合中具有文化传承、社区声望和公共影响力等非财务价值。
14、KTS 真正的经济底盘仍然不是媒体，而是木材、贸易和种植业。
KTS Trading 官方资料称，它是集团主要 trading arm，自集团于 1962 年开始经营以来，负责原木、锯材、胶合板和 laminated wood 等产品的出口，并代理众多国际产品。
集团的经销合作包括 STIHL、Suzuki、Shell、Atlas Copco 等品牌或产品体系。2026 年 Henry Lau 也特别提到，与 STIHL、Suzuki、Shell 等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已维持多年甚至数十年。
KTS Trading 的公开网点覆盖诗巫、古晋、美里、民都鲁、亚庇、斗湖、山打根、纳闽、吉隆坡、槟城、新加坡等地，显示其早已不是一个局限于诗巫的地方木材商。
15、KTS 的第二个重资产支柱，是油棕和种植产业；这里最重要的公开资本市场载体是 BLD Plantation Berhad。
The Edge 指出 Lau 家族最终控制 Bursa Malaysia 上市的 BLD Plantation Bhd；今天 Henry Lau Lee Kong 担任其 Executive Chairman。
BLD 官方资料显示，公司 2001 年成立、2003 年 7 月 21 日在 Bursa Malaysia 主板上市。其子公司覆盖油棕种植、鲜果串处理、棕榈油精炼、kernel crushing 等环节。
其中 Bintulu Lumber Development 公开披露约有 22,000 公顷油棕种植土地；Grand Mutual 另有约 3,500 公顷油棕地，并与 BLD 庄园相邻，以降低物流和运营成本。
这构成了一套明显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土地/种植 → 鲜果串 → 榨油 → 精炼与棕榈仁加工 → 国内外销售。
16、森林业务也已经从传统采伐逐渐被迫进入“认证、可持续经营、种植林”的新规则体系。
KTS Plantation 在沙巴管理 Segaliud Lokan Forest Reserve 的相关 Forest Management Unit。其官方资料称，该区域采用 natural forest management，并取得 Malaysia Timber Certification Scheme 体系下的认证和 ISO 14001 环境管理认证。
这一变化具有战略意义。过去 KTS 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木材资源、采伐和出口；今天则越来越需要把竞争力转向 森林认证、可追溯性、人工林、下游加工和环境合规。
Henry Lau 在 2025 年获得荣誉博士时，也被介绍为推动 sustainable forestry 的企业人物，并被确认自 2000 年起担任 KTS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17、KTS 的资产组合远比“木材＋报纸”更宽。
The Edge 2017 年对集团的描述还包括 plantation、prawn farming、shipbuilding、food、glass sand 等业务；KTS 公开资料也显示其贸易和消费品分销活动横跨工业设备、船外机、能源、食品等类别。
集团还存在地产相关业务和家族管理平台，但由于 KTS Holdings 本身是私人控制体系，并不像上市公司那样披露完整合并报表，因此 KTS 全集团当前总资产、总收入、家族净资产以及各业务板块利润贡献，公开资料有限 / 暂无法确认。
这也是研究 Lau 家族财富时必须保持谨慎的地方：能够确认其是大型家族集团，不等于能够可靠计算家族个人财富。
18、资本结构上，KTS 与典型由 PE、VC 或国际机构投资者扶持的公司完全不同。
它的历史核心是 家族资本＋经营现金流＋银行融资＋旗下上市平台，而不是外部创业基金。2000 年 See Hua 的救助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媒体重组依靠 KTS 家族企业体系和金融机构债务安排，而非外部媒体投资人。
BLD Plantation 上市以后，则为 Lau/KTS 体系增加了公开资本市场接口，但 KTS 母体本身仍保持私人集团特征。
其长期合作网络则更多表现为产业关系，例如 STIHL、Suzuki、Shell 等国际品牌，以及与砂拉越政府产业发展政策、森林管理机构和地方商业协会之间的长期互动。
19、KTS 最有特色的商业模式，可以概括成“资源资产创造现金流，贸易扩大渠道，媒体累积影响力，家族网络负责长期配置”。
第一层是 timber / forestry：通过木材资源、加工和出口建立初始资本。
第二层是 plantation / palm oil：把土地和农业资产转变为长期重复现金流，并进一步延伸到加工、精炼。
第三层是 trading / distribution：利用横跨东马、西马和新加坡的渠道代理国际品牌，降低集团只依赖木材周期的风险。
第四层是 media：本身未必是集团回报率最高的业务，却带来跨语言传播能力、地方知名度、公共议题参与能力和社会网络。
第五层是 family succession：通过家庭成员长期掌权，而非频繁出售资产，实现几十年尺度上的复利和控制权延续。
转折、争议、成功与现实影响力
20、Lau Hui Siong 最成功的地方，不只是创办了一份报纸，而是建立了东马少见的多语种地区媒体体系。
从 See Hua 到 The Borneo Post，再到 Utusan Borneo，他实际上把一个诗巫地方华文报业平台扩展成了覆盖华语、英语和马来语的新闻体系。
The Borneo Post 的意义尤其在于，它让 Lau 家族从华人社群内部的传播者，进入更广泛的砂拉越、沙巴英语公共空间。其后向古晋、美里、沙巴、纳闽和文莱的扩张，又进一步把品牌从“诗巫报纸”变成“婆罗洲区域媒体”。
这才是 Hui Siong 最核心的历史位置：不是著名记者型人物，而是地方媒体资产的创业者、经营者和平台建造者。
21、Lau Hui Kang 最成功的地方，则是把一次木材创业变成可以跨代传承的多元家族企业。
从 1950 年代木材出口业务到 1962 年后的 KTS，Hui Kang 长期担任 Managing Director。Henry Lau 2026 年回忆称，父亲担任集团 MD 达 38 年，之后转任 Executive Chairman 并继续参与集团事务直到去世。
其真正的成果不是某一项“明星产品”，而是建立了一个能够把 timber、plantation、trading、media 和其他业务装进同一控制结构的组织。
2006 年 Hui Kang 去世后，集团并没有分崩离析；Henry、Stephen、Vincent 等儿子继续参与管理。The Edge 在 2017 年已明确指出 KTS 由 Hui Kang 的儿子们延续经营。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能从创始人控制顺利过渡到第二代、并继续维持产业协会和资本市场影响力，本身就是其最显著的经营成果之一。
22、1997—2000 年，是 Lau 家族媒体史上最危险的阶段。
1997 年 Sin Chew Daily 向砂拉越市场扩张，直接加剧 See Hua 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媒体研究资料称 See Hua 曾被指责“亲反对党”，并被认为对当时副首席部长 Wong Soon Kai 的选举失利产生影响；随后砂拉越州政府对 See Hua 及其姐妹报实施 boycott，导致其财务压力进一步恶化。
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对 Lau/KTS 媒体的政治争议不能简单概括成“亲政府报纸”。在这一历史阶段，See Hua 恰恰因为被认为过于接近反对派而遭受政治和商业压力。
随后发生的 2000 年财务救助，使媒体控制权从 Hui Siong 的独立报业体系逐步进入 Hui Kang/KTS 的实业体系。
23、2000 年重组也是一次失败：它证明原来的 See Hua 媒体商业模式已经无法单独承受竞争、政治风险和债务。
累计约 RM35.5 million 的经营亏损和超过 RM54 million 的负债并不是普通的短期现金流波动，而属于结构性危机。
从这个角度看，KTS 收购/救助不是单纯的“帝国扩张”，也可以理解成一次家族内部的资产保全：如果没有 KTS 的资本能力，See Hua—Borneo Post 体系在当时可能面临更严重的破产或控制权流失风险。后半句属于基于财务状况的合理推断。
这次交易后来还进入公司及股东相关诉讼程序，因此也说明家族救助并不意味着公司治理问题自动消失。
24、媒体与木材集团放在同一个所有权体系内，长期存在一个无法忽视的结构性问题：潜在利益冲突。
KTS 是砂拉越大型木材集团，同时又拥有 The Borneo Post 等重要地方媒体。Mongabay 在报道砂拉越森林问题时甚至专门加注说明，The Borneo Post 的所有者 KTS 本身拥有 logging interests。
这并不能证明 The Borneo Post 在某一具体报道中受到集团指令，也不能据此断言记者缺乏独立性；但从媒体治理角度，一家报纸需要报道州政府的林业政策、油棕开发、土地权利和木材企业，而它的最终所有者本身又是相关行业大型企业，这天然构成潜在利益冲突。
因此，对 The Borneo Post 的现实定位，既不能忽略其真实新闻生产能力，也不能忽略所有权结构。
25、Lau/KTS 体系最持续的负面争议，主要来自森林砍伐、泥炭地、原住民土地权和可持续性问题，而不是媒体本身。
研究砂拉越森林政治经济的文献经常把 KTS 与 Samling、Rimbunan Hijau、Shin Yang、Ta Ann、WTK 并列为所谓砂拉越木材业“Big Six”。
2016 年，环境组织 Friends of the Orangutans 与 Sahabat Alam Malaysia 针对与 KTS 关联的 BLD Plantation 举行抗议，指控其在砂拉越开发泥炭地用于油棕种植。
KTS/BLD 方面则公开反驳相关批评，称部分报道“片面”，否认外部组织对其森林、种植及原住民问题的描述具有完整性。The Borneo Post 当时刊登了相关回应。
因此，严谨的结论应当是：有关 KTS/BLD 环境影响存在长期、实质性的 NGO 和环保组织指控，同时企业方面明确反驳部分指控；具体项目需要逐案判断，不能把所有环境批评直接当作已经由法院认定的违法事实。
26、2019 年，国际环保组织 Mighty Earth 又把 KTS 推到国际森林认证争议中。
Mighty Earth 表示，它向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提交针对 KTS Group 的投诉，指控集团持续存在与 FSC Policy for Association 不相容的森林破坏和人权问题，并要求 FSC 调查。
这里必须区分“投诉”与“定罪/最终裁决”：Mighty Earth 的文件证明的是环境组织确实提出了正式挑战，不等同于所有指控均已得到司法或认证机构最终确认。
另一方面，KTS Plantation 当前也公开强调其部分森林管理单位接受 MTCS 和 ISO 14001 认证，说明集团现实中的战略方向至少已经包括通过第三方森林管理体系建立可持续性资质。
27、从外部 ESG 透明度看，KTS 目前仍然属于披露较弱的私人集团。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的 SPOTT 平台截至 2025 年 9 月对 KTS Group timber and pulp 业务给出的总透明度/ESG披露评分为 24.3%；治理部分得分尤其较低。
SPOTT 对 BLD Plantation 的 2025 年 10 月评估总分为 28.5%。
这类分数主要衡量公开政策、披露和可验证实践，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实际环境绩效只有 24%/28%”。更准确的理解是：作为一个规模很大的资源型家族集团，KTS 对外公开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仍明显不足。
28、媒体业务本身则面对另一种危机：纸媒结构性衰退。
Vincent Lau 2023 年公开承认，传统印刷媒体已不再是高利润业务，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正在改变读者习惯；Oriental Daily 也因此从印刷转向电子化。
The Borneo Post 已建立网站、WhatsApp Channel、Telegram、Newswav 和社交媒体渠道，其现实身份因此不再只是“一份日报”，而是区域新闻数字品牌。
但与全国性或全球数字媒体相比，其核心竞争优势仍然是 Sarawak、Sabah 和 Borneo 本地新闻采集网络，而不是全球规模。
29、今天真正掌握 KTS 的核心第二代人物，是 Henry Lau Lee Kong。
The Edge 早已将 Henry、Stephen Lau Lee Kiong、Vincent Lau Lee Ming 列为 Hui Kang 之后的主要管理者，其中 Henry 居于最核心的经营位置。
Henry 自 2000 年起担任 KTS Group Managing Director，同时担任上市公司 BLD Plantation Executive Chairman。
截至 2026 年 8 月，他还担任 Sarawak Timber Association Chairman，任期为 2026—2027 年；这是他自 2022 年首次担任主席以来的第三届任期。STA 官方名单同样确认 Henry 为现任主席，而 KTS Group 和 Vincent Lau 也继续出现在协会高层网络中。
这表明 Lau 家族今天的影响力并不只是“拥有企业”，而已经进入 行业规则、产业游说、森林政策讨论与企业网络组织层面。
30、Vincent Lau 则越来越明显地承担家族、社区和媒体文化资产之间的连接角色。
2026 年纪念 Hui Kang 的活动中，Vincent 以其子、Temenggong Dato Vincent Lau 的身份公开谈论父亲的家族理念、社区责任和教育遗产。
2023 年又是 Vincent 代表 KTS 解释为何即使报业盈利能力下降，集团仍继续维持 See Hua。
因此，与 Henry 更明显的集团经营、上市公司和产业协会角色相比，Vincent 的公开形象更接近 集团副管理者＋家族代表＋社区/华教/媒体文化资源连接者。
31、家族与政治的关系必须准确描述，既不能忽略，也不能过度推断。
Lau Hui Kang 本人并不以政治家身份著称；媒体所有权研究明确指出，他本人“不活跃于政治”，但家族成员与 SUPP 长期存在关系。
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弟弟 Robert Lau Hoi Chew：他先后担任 Sibu 地方领导职务、Sibu 国会议员，并出任联邦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Transport 领域的 Deputy Minister。
因此，Lau 家族应被理解为一个同时拥有 企业、媒体、社团和政治亲缘网络的地方精英家族，但公开资料不足以把这种关系直接等同于某种秘密政治控制机制。
32、Lau Hui Kang 与州政府之间也存在长期产业合作关系。
2026 年纪念活动上，前砂拉越高级官员 Hamid Bugo 回忆，Hui Kang 是最早响应政府号召、参与乡村油棕种植开发的商人之一，并把他描述为砂拉越种植产业早期的重要推动者。
这说明 KTS 的成长并不是单纯依靠自由市场木材出口，也与砂拉越政府推动森林资源开发、农业种植和乡村发展的大型政策环境紧密结合。
这类“政府产业政策＋地方家族资本”模式，是理解砂拉越大型木材企业崛起的重要背景。
33、今天 The Borneo Post 仍然属于 KTS Group，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数字化而改变。
2026 年 The Borneo Post 关于大学生参访新闻编辑室的报道仍直接将 The Borneo Post 描述为 part of the KTS Group。
网站版权主体目前显示为 Borneo Post Online Sdn Bhd，并持续运营 Sarawak、Sabah、Nation、Business、Sports、Features、Columns 等垂直频道。
也就是说，Lau 家族几十年前形成的媒体资产并未出售给大型全国媒体集团，而仍然嵌在家族实业集团内部。
时间线与综合判断
34、关键时间线可以压缩为以下连续路径。
1952 年：See Hua Daily News 在诗巫创刊。
1953—1955 年：Lau Hui Siong 逐步取得 See Hua 相关公司重要权益，并在约 26 岁时完成对报纸的实际接管。
1956 年：KTS 后来将自身业务根源追溯到 Ramin 锯材出口。
1962 年：KTS Group 正式经营起点；Lau Hui Kang 成为 founding managing director。
1969 年：See Hua Realty 成立，为媒体及相关资产提供企业控股结构。
1978 年 4 月 24 日：Lau Hui Siong 创办 The Borneo Post；Robert Lau Hoi Chew 提议报纸名称。
1979 年：The Borneo Post 扩展至古晋。
1986 年：进一步进入美里、沙巴、纳闽及文莱市场。
1997 年：Sin Chew 加剧砂拉越竞争；See Hua 因被指亲反对派而面临政府 boycott，媒体体系进入严重压力期。
2000 年：See Hua 体系出现严重负债与累计亏损；Hui Siong 向 Hui Kang/KTS 求助，KTS 介入重组并取得媒体体系控制。Henry Lau 同年开始担任 KTS Managing Director。
2002 年：KTS 推出 Oriental Daily News，向西马华文媒体市场进攻。
2003 年：BLD Plantation 登陆 Bursa Malaysia 主板，KTS/Lau 体系获得重要的公开资本市场平台。
2006 年：Lau Hui Kang 因 lymphoma 去世；集团进入以第二代为核心的时代。
2007 年：The Borneo Post 网络门户上线。
2022 年：Henry Lau 首次担任 Sarawak Timber Association 主席；此后持续连任。
2023 年：KTS 管理层公开承认印刷媒体盈利压力，但表示继续维持 See Hua、The Borneo Post 和 Utusan Borneo，Oriental Daily 转向数字模式。
2025—2026 年：Henry 的产业地位进一步制度化——继续领导 KTS、担任 BLD Executive Chairman，并连任 STA 2026—2027 主席；与此同时，外部 ESG 平台仍对 KTS/BLD 的公开透明度给出较低评分。
35、如果要一句话说明 Lau Hui Siong 在整个结构中的位置：他是“媒体创业者”，而不是后来 KTS 综合集团的主要建造者。
他最重要的资产不是木材特许权或种植园，而是 See Hua—The Borneo Post—Utusan Borneo 这一多语种地方媒体体系。
他真正改变的是 Lau 家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位置：家族由一个商业家族进一步成为可以进入公共舆论空间的媒体所有者。
但他的媒体体系在 1990 年代末遭遇竞争、政治压力和严重财务危机，最终需要哥哥的 KTS 资本救助。
所以 Hui Siong 的故事同时包含创业成功和商业脆弱性。
36、如果要一句话说明 Lau Hui Kang 的位置：他才是把 Lau 家族变成长期资本集团的人。
Hui Kang 建立 KTS，先依托 timber 和 trading 积累资本，再向 plantation、媒体及其他领域扩张；在弟弟媒体帝国濒临财务崩溃时，他的集团又成为最后的资本接盘者。
他的关键能力不在新闻内容，而在 资本配置、组织建设、产业关系和家族企业制度化。
因此今天真正统摄 The Borneo Post 的结构，不是“The Borneo Post → Lau family”，而更接近：
Lau family → KTS family capital → timber / plantation / trading / listed BLD / media → The Borneo Post、See Hua、Utusan Borneo 等品牌。
37、这个家族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媒体并不是财富的原点，却成为财富体系最具公共影响力的部分”。
KTS 的财富基础来自资源和实业；The Borneo Post 本身很可能远不如木材、油棕和其他重资产业务重要。从 Vincent Lau 对纸媒盈利性的公开表述也可以看出，媒体并不一定承担最大利润贡献。
但媒体带来的却是其他资产无法替代的东西：知名度、地方议程参与、跨族群传播、企业声誉、社区关系以及长期文化存在感。
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木材—种植集团，会在纸媒利润受到数字平台冲击之后仍然长期保留报纸。
38、Lau 家族今天的现实位置，应当定义为“砂拉越地方资本精英＋资源产业利益相关方＋跨语言媒体所有者”，而不是全国级互联网媒体巨头。
Henry Lau 目前直接处于 KTS、BLD Plantation 和 Sarawak Timber Association 三个重要节点上；The Borneo Post、See Hua 和 Utusan Borneo 则继续承担 KTS 的公共传播与地方媒体角色。
家族的优势是几十年积累出来的地方网络、产业资产、土地与森林相关经营经验、贸易渠道和媒体品牌。
其长期风险则同样清楚：传统纸媒衰退、资源行业监管升级、森林与原住民权利争议、ESG 信息披露不足，以及家族企业进入更多代际之后如何维持控制权和专业管理。
39、最终看，The Borneo Post 不是一项孤立的新闻资产，而是 Lau 家族六十多年资本演化的一部分。
1950 年代，Hui Siong 从地方华文报纸建立传播资产，Hui Kang 从木材建立实体资本；1970 年代，媒体扩展到英语；1990 年代，媒体遭遇竞争和政治风险；2000 年，两个兄弟原本相对独立的商业路径在财务危机中真正合流；此后媒体被放进 KTS 的木材、种植、贸易与家族资本结构中长期保存。
这也是 Lau 家族与 The Borneo Post 最核心的历史逻辑：
Hui Siong 创建了媒体影响力，Hui Kang 建立了支撑这种影响力长期存续的资本机器；第二代 Henry、Vincent 等人则把两者继续装在同一个家族控制体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