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药亿万富豪到《洛杉矶时报》掌门人：Patrick Soon-Shiong如何把医学、资本与媒体权力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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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最关键的事实：Patrick Soon-Shiong并不是《Los Angeles Times》的创始人。
《Los Angeles Times》的前身《Los Angeles Daily Times》于1881年12月4日创刊，真正的早期创办者是 Nathan Cole Jr. 与 Thomas Gardiner；A.W. Francisco是沉默合伙人，报纸最初由Mirror Printing Office负责印刷。创刊不到一年，报纸便陷入财务困难，印刷方接管了资产。
真正把这张报纸从一个脆弱地方报纸变成洛杉矶政治、商业和社会权力中心的人，是后来加入的 Harrison Gray Otis。他于1882年出任编辑，1884年买下公司三分之二权益，随后取得剩余权益，并与后来成为其女婿的Harry Chandler共同建立了延续数代的Otis–Chandler媒体家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历史资料甚至把早期《Times》描述成推动南加州增长、保守政治以及家族商业利益的重要工具。
所以更准确的定位是：
Nathan Cole Jr. / Thomas Gardiner = 原始创办者；
Harrison Gray Otis = 把它塑造成权力机构的真正奠基者；
Otis–Chandler家族 = 长期王朝式控制者；
Patrick Soon-Shiong = 2018年以来的现代所有者、资本重建者与编辑权力中心。
2、《Los Angeles Times》为什么值得研究，不只是因为它是一张报纸。
它长期承担的是美国西部“地区权力中心”的角色，而不是普通城市日报。Otis与Chandler时代的《Times》一度同时影响城市开发、商业投资、劳资关系、共和党政治和南加州人口扩张；到Otis Chandler在1960—1980年担任publisher时，又投入大量资源提升全国与国际报道，把原本以强烈地方政治立场著称的报纸推向全国一流新闻机构。
这种转型后来形成真正的“声誉资产”。截至2024年，《Los Angeles Times》自1942年以来累计获得52项普利策奖，其中6项是公共服务金奖；2024年前电影评论家Justin Chang赢得该报第52个普利策奖。
截至目前，《Times》自己的公开资料称其网站每月拥有超过4,000万独立访问者，周日印刷版读者约160万，本地线上与印刷合计周触达约440万人。其投资门户采用另一统计口径，称整个媒体集团月度访问量约4,700万，因此这两个数字不能直接视为完全相同的指标。
3、Patrick Soon-Shiong进入的，其实是一家经历过王朝、公司化、金融化，再重新回归个人所有者的机构。
Otis–Chandler时代之后，Times Mirror在2000年被Chicago-based Tribune Company收购。《Times》由此脱离洛杉矶本地家族控制，进入大型上市媒体集团体系；随后又经历Tribune的债务危机、破产、不断裁员、数字化迟缓以及后来更名Tronc等一系列动荡。
2018年Soon-Shiong买下《Los Angeles Times》时，报社刚经历连续管理层变化、编辑部工会化，并且原母公司正考虑进一步大规模削减人员，甚至关闭华盛顿分社。Soon-Shiong后来表示，这让他认为如果不迅速介入，这家机构可能遭遇“致命一击”。
因此，他购买的不是一台稳定印钞机，而是一项同时具有历史品牌、公共影响力、房地产/基础设施需求、新闻人才成本和结构性亏损风险的特殊资产。
从南非医学精英到生物科技资本家
4、Patrick Soon-Shiong的成长背景，与典型美国亿万富豪并不相同。
Soon-Shiong出生于1952年的南非Port Elizabeth，即今天的Gqeberha。他的父母都是来自中国的客家人，在日本侵华之后移居南非。Soon-Shiong本人后来告诉母校Wits，他的父母只是“普通店主”；父亲在中国原本懂草药，到南非后仍在当地客家社群里扮演非正式医生的角色。
《Los Angeles Times》对他的详细人物报道显示，他是八个孩子中的第五个。父母经营一家杂货店，附近是铅酸电池厂、轮胎厂和肉类加工厂。父亲经常收到从中国寄来的草药，有社区成员发烧、咳嗽或生疮时就上门求助，小Patrick会在旁边看父亲配药。
这件事后来被Soon-Shiong本人直接解释为其医学思想的早期来源：他从父亲那里逐渐形成一种信念，即人体自身存在可以抵御疾病和完成修复的机制。这条思想线后来从胰岛细胞移植延续到癌症免疫治疗，具有非常明显的连续性。
5、另一个深刻影响他的人生背景，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Soon-Shiong对自己的描述是：他们“不是黑人，也绝对不是白人”。华裔可以坐公共汽车，却不能坐普通隔间；他和黑人朋友都处于社会体系中的“underdog”位置。Soon-Shiong后来认为，这使他形成了对弱势者尊严的特殊敏感。
这种经历后来既出现在他的医学叙事里，也出现在他购买《Los Angeles Times》时的公共叙事中——即技术、医学和新闻机构应该服务于没有足够权力的人。
但需要区分：这是Soon-Shiong对自己人生的解释框架，不等于后来所有商业和媒体决策都能被这一理念充分解释。尤其在《Times》裁员、编辑干预和劳资冲突之后，这种早年的“underdog”叙事与实际管理行为之间形成了明显张力。
6、他和新闻业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早期联系。
少年时代，Soon-Shiong曾为了赚上大学的钱给当地《Port Elizabeth Evening Post》送报。他后来回忆，自己仍记得印刷机运转的声音、机器油味和印刷工人衣服上的油墨，并且记得抢先看到当天标题的兴奋。
这不是他后来购买《Times》的主要经济原因，但对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实体报纸”产生某种私人感情很重要：他并非在2018年第一次接触报业，而是少年时期就把报纸与工作、城市生活和信息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7、他的教育路径几乎完全是医学和外科，而不是MBA、金融或新闻学。
Soon-Shiong很早表现出学术能力。他本人回忆自己16岁进入医学院；1975年从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Wits）取得医学学位，母校资料记载其学位为MBBCh。后来又进入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取得硕士学位。SEC中ImmunityBio的官方履历至今仍列出Wits医学学位及UBC的M.Sc.。
这意味着他的商业思维不是来自传统华尔街训练，而更像一种“转化医学式商业思维”：
发现技术问题 → 进行实验 → 建立知识产权 → 创办企业 → 将技术推向监管审批和商业化 → 通过资本市场或大型药企实现价值。
这套模式后来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财富形成过程。
8、种族隔离制度也直接影响了他的第一份医生工作。
Wits采访中，Soon-Shiong称自己成为在白人医院工作的首位华裔实习医生之一，但必须得到南非政府特别许可，并且收入只有白人同行的约50%。《Los Angeles Times》的长期人物报道同样确认，他进入当时主要服务白人的Johannesburg General Hospital必须获得特殊许可。
这段经历有两个后续意义。
第一，他很早就学会在一个制度并不天然欢迎他的体系中，通过专业能力取得进入资格。
第二，他后来对“控制平台”表现出异常强烈的兴趣：不仅制造药物，还要控制数据基础设施、计算平台、药物公司、媒体平台。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种族隔离经历，但两者在他的个人叙事里存在明显的心理连续性。
9、真正形成其专业身份的阶段，是移植外科。
Soon-Shiong后来进入UCLA，从事胰腺和胰岛细胞移植研究。美国胸外科协会的履历称，他完成了UCLA首例全胰腺移植，并参与世界最早的封装人类胰岛细胞移植工作；关于部分“世界第一”的具体年份和技术定义，不同机构资料表述略有差异，因此最稳妥的说法是：他是胰腺及胰岛细胞移植商业化与技术发展的重要早期人物之一。
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糖尿病：能否把产生胰岛素的细胞移植给患者，并保护它们不被免疫系统攻击。
这也是Soon-Shiong后来所有事业最重要的原始母题之一：不要只治疗症状，要改变身体内部的细胞和免疫系统。
10、1991年前后，他做出第一次真正改变财富轨迹的决定：从学术医学进入商业化。
《New Yorker》对其商业生涯的深入调查指出，Soon-Shiong在胰岛细胞研究过程中获得包括汽车业名人Lee Iacocca等人的支持，并逐渐尝试把研究商业化；相关糖尿病治疗后来并没有取得他最初期待的决定性临床成功，但这一步使他从“外科医生/学者”变成了“科学家创业者”。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
如果他留在大学体系，他最可能成为著名移植外科教授；离开大学，把技术装进公司结构以后，他才有可能成为亿万富翁。
11、Soon-Shiong真正建立巨额财富的核心不是媒体，而是APP、Abraxis和Abraxane。
其后，他创建并控制了American Pharmaceutical Partners（APP）和Abraxis BioScience。根据ImmunityBio向SEC提交的2026年正式文件，他在1997—2010年间担任这两家全球药企的创始人、董事长和CEO。
最重要的产品是Abraxane。
Abraxane本质上把传统化疗药物paclitaxel与白蛋白纳米颗粒递送技术结合，以改变药物输送方式。FDA先后于2005年批准其用于转移性乳腺癌、2012年用于肺癌、2013年用于胰腺癌。
这是真正把Soon-Shiong从医学创业者推到全球亿万富豪阶层的产品。
12、他的财富形成模式在2008—2010年被完整兑现。
SEC资料给出的公司交易口径是：
2008年，APP出售给德国医疗集团Fresenius，交易价值约46亿美元；
2010年，Abraxis BioScience出售给Celgene，SEC履历采用约38亿美元的交易价值。
历史报道中也可见约29亿美元等较低的Abraxis交易数字，主要涉及公告时点、现金股票对价和后续或有支付计算方法差异，因此不能把所有数字视为直接冲突。Forbes目前概括为两家公司合计交易价值约91亿美元。
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某个精确交易数字，而是：
Soon-Shiong完成了“医学知识产权 → 药企 → FDA批准 → 商业规模化 → 大型制药集团收购 → 巨额私人资本”的完整闭环。
他后来购买《Los Angeles Times》的钱，本质上来自这套医疗资本机器，而不是新闻业务自身创造出来的财富。
进入媒体、资产网络与资本结构
13、卖掉早期药企以后，他没有变成传统退休型亿万富翁，而是试图建立一个跨行业技术生态。
2011年，Soon-Shiong建立NantWorks。2026年ImmunityBio向SEC提交的文件把NantWorks定义为一个由Soon-Shiong控制、覆盖医疗和技术公司的企业集合，最初目标包括安全共享基因和医疗数据、健康信息网络以及下一代药物开发。
“Nant”随后成为他的企业命名系统：
NantHealth负责医疗数据和信息技术；
NantKwest聚焦自然杀伤细胞等癌症免疫治疗；
NantCell/ImmunityBio继续开发免疫疗法；
NantCapital承担投资和资本持有功能；
后来还有NantStudios、NantGames等娱乐和媒体基础设施业务。
所以Soon-Shiong并不是只管理一家公司，而是在搭建一个私人控股网络。
14、今天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上市生物科技资产是ImmunityBio。
NantKwest与原ImmunityBio业务在2021年完成合并，形成今天在Nasdaq上市的ImmunityBio（IBRX）。截至2026年，Soon-Shiong是公司创始人、Executive Chairman和Global Chief Scientific and Medical Officer。
更重要的是控制权。
ImmunityBio 2026年proxy显示，Soon-Shiong及关联实体在record date合计拥有约62.5%普通股。公司明确将自己认定为Nasdaq规则下的“controlled company”。
这说明他的典型资本结构不是“创始人创业后逐步退出控制权”，而是：
利用个人财富、关联控股实体和公开资本市场融资，同时尽可能长期保留战略控制权。
这一特点后来也出现在他对《Los Angeles Times》未来上市结构的设计中。
15、ImmunityBio也说明Soon-Shiong并不是只靠30年前的一项药物活在过去。
2024年4月，FDA批准ImmunityBio旗下Altor BioScience的ANKTIVA（nogapendekin alfa inbakicept-pmln）与BCG联合，用于特定BCG-unresponsive高风险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
因此，从Abraxane到ANKTIVA存在一条非常清晰的技术思想连续线：
化疗递送 → 细胞治疗 → 先天免疫系统/NK细胞 → 癌症免疫治疗。
他今天最核心的职业身份仍然首先是生物科技科学家和资本控制者，媒体老板是第二条权力线，而不是其财富来源本身。
16、Soon-Shiong第一次真正进入美国大型报业资本结构，是2016年投资Tribune Publishing。
他在2016年开始持有Tribune Publishing的重要股权并进入董事会体系。到2021年，他仍持有约24%，是仅次于Alden Global Capital的重要股东之一。
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它让他先以“投资人/董事”的身份观察了传统报业的内部问题，然后才在2018年把《Los Angeles Times》单独买出来。
因此2018年的收购并不是毫无经验地突然买报纸，而是：
少数股权投资 → 董事会观察 → 与原集团产生战略分歧 → 把最想要的资产整体买走。
17、2018年2月，他通过Nant Capital达成收购《Los Angeles Times》的协议。
交易包括：
《Los Angeles Times》；
《San Diego Union-Tribune》；
Hoy Los Angeles等西班牙语和社区媒体资产。
Nant Capital支付约5亿美元，并承担约9,000万美元养老金负债。交易于2018年6月完成。
这使《Times》结束大约18年的芝加哥集团控制，再次回到洛杉矶本地私人所有者手中。
18、他购买《Times》的第一阶段策略不是削减，而是“重新武装”。
Soon-Shiong最初明确提出要让《Times》重新具备与《New York Times》和《Washington Post》竞争的能力。收购后数年内，公司增加了150多名记者，投入数亿美元重建新闻机构、技术系统、音视频能力和新的El Segundo总部。
2018年报社从历史悠久的Downtown Los Angeles Times Mirror Square搬往El Segundo。
这既是财务决定，也是技术决定：旧总部租赁和旧式基础设施不再符合他的数字媒体构想，他希望把新闻编辑室、技术、视频、数据和其他业务整合在现代化园区中。
19、他的资产网络可以分成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一类是真正能产生经济权益的金融/经营资产：ImmunityBio股权、NantWorks旗下企业、Nant Capital、《Los Angeles Times》及LATMG相关公司。
第二类是兼具金融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身份资产。最典型的是Los Angeles Lakers。Soon-Shiong于2010年从Magic Johnson手中购入约4% Lakers股权；截至2026年8月，在球队最新一轮所有权变化之际，他仍明确表示不会出售这笔股份。
第三类则是影响力资产：Chan Soon-Shiong Family Foundation、Chan Soon-Shiong Institute of Molecular Medicine，以及他在医学研究机构和大学形成的合作网络。2026年SEC资料仍显示他担任相关基金会及研究机构主席。
这三类资产联合起来后，他就不只是一个富豪，而拥有：
科学声誉 + 公司控制权 + 体育身份 + 城市媒体权力 + 慈善机构 + 公共政策接触面。
20、他的资本网络与典型私募基金创始人也不同。
他并没有一个像Blackstone或TPG那样以外部LP资金为核心的传统收购基金。
Soon-Shiong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始终是：
自己通过制药公司退出积累的财富；
Nant Capital和其他个人控制实体；
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
战略合作伙伴；
大型制药公司的收购资金；
以及围绕NantWorks形成的关联公司体系。
换句话说，他更像一个“永久资本式的创始人控股平台”，而不是替外部LP管理资产的基金经理。
截至2026年8月27日，Forbes实时估计其个人财富约96亿美元。但Soon-Shiong的财富与ImmunityBio等公开及私人资产估值高度相关，不同财富榜长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任何所谓“精确净资产”都只能视为估算。
商业模式、关键决策与最强结果
21、Soon-Shiong一生最核心的商业模式，其实可以压缩成一句话：把复杂科学变成可控知识产权，再把知识产权变成资本。
他的第一层能力并不是买公司，而是发现科学或工程问题。
第二层是把技术装进公司和专利结构。
第三层是用FDA审批、临床数据和商业生产建立进入壁垒。
第四层再通过上市、出售、合作或继续控股实现价值。
APP、Abraxis、Abraxane、NantKwest、ImmunityBio都能看到这套逻辑。
因此，媒体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实验：他试图把自己在生物科技领域成功的“平台化、技术化、长期资本投入”方法复制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
问题在于，新闻不是药物。
药物一旦获得知识产权、FDA批准和报销体系，可以形成非常强的单位经济模型；新闻内容却面对Google、Meta、YouTube、TikTok、AI搜索和大量免费信息的竞争，很难形成相同护城河。
这就是他在《Times》上遇到的根本困难。
22、《Times》在Soon-Shiong手中的商业模式经历了明显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8—2021年的重建模式。
重点不是盈利，而是补人才、修技术、建新总部、做播客和视频、扩大数字订阅。Soon-Shiong用自己的个人资本承担了传统报业正常资本市场不愿承担的长期重建成本。
第二阶段是2022—2024年的止损模式。
随着数字订阅增长不及预期、印刷与广告收入继续下降，最初扩张无法转化为足够收入。2024年Soon-Shiong承认报社每年损失约3,000万至4,000万美元，随后一次裁撤至少115个新闻编辑部职位，超过编辑部20%，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大规模裁员之一；工会为此进行罢工行动。
第三阶段是2025年以来的“媒体集团平台化”模式。
Soon-Shiong不再把《Times》只看成报纸，而是整合：
Los Angeles Times新闻业务；
LA Times Studios；
NantStudios；
NantGames；
直播、播客、视频、品牌内容、虚拟制作、电竞和活动业务。
本质上，他现在试图把新闻品牌变成一个IP与受众入口，再围绕入口建立多个收入层。
23、这也是他目前最重要的新赌注：把《Los Angeles Times》从个人所有变成可投资的媒体集团。
2025年，Soon-Shiong宣布筹备将Los Angeles Times Media Group（LATMG）引入公共资本市场。
目前正式推出的Series A Preferred Stock私募方案向合格投资者提供：
目标年股息约7%；
未来IPO时按IPO价格25%折价转换为普通股；
计划未来在NYSE上市，拟使用ticker $LAT；
官方公布的最高募资规模为5亿美元。
截至2026年8月，这仍然是计划中的上市，而不是已经完成的NYSE IPO。投资网站仍然使用“Before We Pursue an NYSE IPO”及“plans to pursue a NYSE listing”的表述；2026年3月《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Soon-Shiong的目标已更趋谨慎，可能指向2027年，但他本人同时表示最终时间仍取决于进展。
24、“让公众拥有《Times》”是一个很有传播力的故事，但不等于让公众取得控制权。
Soon-Shiong曾把未来公众持股概念类比于Green Bay Packers式的社区所有权。
但LATMG投资材料显示，其普通股体系设计了不同投票权类别，其中Class B具有远高于Class A的每股投票权。也就是说，从公司治理角度推断，即使未来大量读者和公众成为经济股东，经济所有权扩散并不自动意味着控制权同等扩散。
这与Soon-Shiong在ImmunityBio长期维持控股地位的资本习惯是一致的。
他的典型哲学更接近：
允许外部资本进入，但尽量不把核心战略控制一起卖掉。
25、从财务结果看，《Times》目前远不能算他的成功投资。
2026年3月《Wall Street Journal》根据与拟议募资有关的财务披露报道：
LATMG相关业务2024年收入约2.37亿美元，而2019年曾超过5亿美元；
2024年税前亏损约4,810万美元；
公司称《Times》核心新闻业务2025年的亏损已经降至约500万美元，并预计2026年接近盈亏平衡。
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
Soon-Shiong并没有“解决新闻业商业模式”。
他做的是用巨额个人资本给一家制度性重要、但经济结构困难的新闻机构购买时间，然后不断寻找新的收入结构。
2025年《Times》自己报道称，自2018年收购以来，他对报纸的投资总额已经增加到超过7.5亿美元。
26、他在《Times》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财务回报，而是延长了机构的战略时间。
2018年如果没有本地富豪买入，《Times》面对的是进一步裁员、华盛顿分社可能关闭以及持续削减。
Soon-Shiong最初确实阻止了这一轮大规模削减，随后大举招聘记者和投入技术。
即便经历后来裁员，这家报纸仍然保持全国级新闻产出。
2024年取得第52项Pulitzer；2026年仍在调查报道、犯罪报道、地方政治、设计、文化、食品以及公共服务新闻等大量奖项中获奖。
因此，最公平的判断不是“他救活了《Times》”，也不是“他毁掉了《Times》”，而是：
他阻止了一次可能更早发生的急剧收缩，但七八年之后仍没有找到稳定、无争议、可规模化复制的新闻商业模式。
27、如果从整个人生来看，他最杰出的商业结果仍然是Abraxane，而不是《Los Angeles Times》。
Abraxane证明他能够同时跨越：
科研；
临床；
药物工程；
FDA监管；
生产；
商业化；
资本市场；
大型并购。
最终把一个医生的医学技术变成数十亿美元企业价值。
而《Times》的意义不同。
它不是他最大的财富创造资产，而是他最大的社会权力和历史遗产资产。
拥有《Times》意味着他可以影响洛杉矶以及加州公共议题的议程设置，同时拥有一个全国知名新闻品牌。
这也是为什么对Patrick Soon-Shiong来说，《Times》的重要性远远不能只按报纸利润率衡量。
争议、失败、当前状态与现实位置
28、Soon-Shiong最大的长期争议之一，是外界始终无法完全决定该把他首先看成科学家，还是极其擅长资本交易的推销者。
他毫无疑问拥有真实而重要的医学成果：胰岛细胞研究、Abraxane以及今天的ImmunityBio都不是纯粹营销故事。
但《Forbes》早在2014年就指出，他在部分科学与投资界人士中形成了“更像deal-maker而不是scientist”的批评形象；《New Yorker》2021年的长篇调查也把他的职业生涯描述为医学突破、极强商业能力、宏大承诺和争议并存。
他真正独特的地方恰恰是二者无法分开：
他的科学能力让商业故事可信；商业能力又让科学项目获得远超普通学者的资本。
29、NantHealth与University of Utah的交易是最典型的利益冲突争议之一。
2017年STAT调查报道，Soon-Shiong相关组织曾向University of Utah捐赠1,200万美元用于基因相关研究，但其中约1,000万美元随后用于向Soon-Shiong创办的NantHealth购买基因测序服务。NantHealth又把相关检测纳入其商业订单指标。Soon-Shiong否认这是为了把捐款导回自己的企业。
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不只是金额。
它直接挑战了Soon-Shiong经常使用的“慈善—科研—公司商业化”混合模式：
当同一个人同时控制捐赠机构、技术公司、研究目标与资本收益时，公益行为与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会变得非常难以判断。
30、Sorrento Therapeutics争议则触及更直接的竞争行为问题。
2019年Sorrento起诉Soon-Shiong及其相关公司，指控其购买实验癌症药物Cynviloq后并没有积极推动FDA批准，而是试图“catch and kill”一个可能与Abraxane竞争的药物。Sorrento要求巨额仲裁赔偿。
Soon-Shiong否认相关指控。
因此必须明确：
“catch-and-kill”是Sorrento的诉讼指控，而不是已经被法院认定的既定事实。
不过，这类案件加强了外界对Soon-Shiong的一种长期批评：他不仅是科研者，也非常善于使用复杂公司结构、并购和知识产权战略保护已有资产价值。
31、2026年，他的癌症药物宣传又遇到了新的官方监管问题。
FDA在2026年3月向ImmunityBio发出warning letter，指出由公司及代表公司发出的部分ANKTIVA宣传内容暗示该药可以用于尚未获FDA批准的用途，包括某些肺癌场景、“所有癌症”以及癌症预防等。FDA明确指出ANKTIVA并未获批这些用途。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ANKTIVA本身确实在2024年获得了FDA批准，但批准范围是非常具体的BCG-unresponsive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适应症。
因此争议不是“药物是否存在”，而是：
真实医学突破与对突破意义的扩大性宣传之间，边界应该画在哪里。
这也是Soon-Shiong职业生涯反复出现的主题。
32、《Los Angeles Times》内部最大的争议，则已经从“能否赚钱”升级到了“所有者应该拥有多大编辑权”。
最典型事件发生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Times》编辑委员会原本准备支持Kamala Harris，但Soon-Shiong决定不作总统候选人背书。他解释说，希望降低政治分裂，让读者自行判断。结果至少三名editorial board成员辞职，并引发数以千计订户取消订阅。
问题的核心不是“是否应该支持Harris”。
真正的治理问题是：
一名亿万富豪所有者是否应该在最后阶段推翻自己报纸独立editorial board的决定。
支持者认为，所有者有权重新调整一个他们认为过度政治化的Opinion体系。
批评者认为，这打破了大型新闻机构长期努力维持的“所有权与编辑判断之间的防火墙”。
33、这一事件之后，Soon-Shiong没有减少介入，反而明确提出重构Opinion版。
他公开提出让报纸呈现更广泛的政治观点，并推动AI辅助的观点分析或“bias”工具。
2025年，《Times》开始在部分Opinion内容中加入AI生成的“Insights”等功能，试图呈现替代立场。批评者认为，AI生成的意识形态判断可能制造新的错误，也认为这一制度让所有者进一步进入编辑流程；Soon-Shiong则把它解释为打破“echo chamber”和恢复媒体信任的一部分。
这说明他的媒体哲学已经从2018年的：
“给记者更多资源”
演变成：
“不仅给资源，我还要重新设计新闻产品、观点结构和信任机制。”
这是Soon-Shiong时代最重要的身份变化之一。
34、劳资关系则是另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
2024年，由于持续巨额亏损，《Times》裁减超过20%的newsroom岗位，至少115人受影响；新闻工会举行了历史性的停工抗议。
到2025年，在LATMG一边准备对外融资、讲述未来增长故事的同时，Los Angeles Times Guild与管理层的合同谈判已持续约三年，工会成员以约85%的票数授权领导层在必要时发动罢工。
这构成一个强烈反差：
对投资人，他讲的是“内容、虚拟制作、电竞、AI和新媒体增长平台”；
对编辑部员工，现实问题却是岗位、工资、合同、资源和职业稳定性。
35、2023年出售《San Diego Union-Tribune》，也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战略退却。
2018年Soon-Shiong同时买下《Los Angeles Times》和《San Diego Union-Tribune》，一度承诺支持两个新闻机构。
但2023年，Soon-Shiong家族把Union-Tribune卖给MediaNews Group，后者由以激进报纸成本削减著称的Alden Global Capital控制。交易后，家族新闻资产基本缩减到《Los Angeles Times》这一核心机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面对有关可能出售这些资产的报道时，Soon-Shiong方面曾明确否认并表示无意出售。两年后最终出售San Diego报纸，说明其媒体战略并不是不可调整的永久承诺。
36、从2018到2026，他作为媒体老板的身份已经发生三次变化。
第一阶段，他是“救援者”。
他阻止了当时预定的大裁员，承诺重新投资，并让报纸重新拥有本地富豪支持。
第二阶段，他成为“成本控制者”。
当数字增长无法覆盖成本时，他亲自推动大规模裁员，并明确表示不能长期每年亏损3,000万到4,000万美元。
第三阶段，他成为“产品和编辑体系重构者”。
他越来越直接讨论观点平衡、AI、视频、creator economy、游戏和未来资本结构。
换句话说，他已经从被动出资的“patron”变成一个越来越主动的media operator。
37、截至2026年8月，《Los Angeles Times》的现实权力结构很清楚。
Patrick Soon-Shiong仍是Executive Chairman，在新成立的Los Angeles Times Media Group框架中也被称为Chairman/CEO；新闻编辑部则由Executive Editor Terry Tang领导，她在2024年正式上任，是该报历史上首位女性最高编辑负责人。
因此当前的结构不是“老板亲自当总编辑”，而是：
资本和公司战略最终集中于Soon-Shiong；
日常新闻编辑业务由Terry Tang及其新闻管理团队承担；
但过去数年的事件已经证明，涉及重大Opinion方向或公司战略时，Soon-Shiong愿意直接使用所有者权力。
38、今天他真正处于什么位置？
如果只把Patrick Soon-Shiong看成“《Los Angeles Times》的富豪老板”，会严重低估他。
他的现实位置更接近一个横跨五套体系的人：
医学体系里，他是移植外科出身、拥有真实药物开发成果的生物科技创业者；
资本体系里，他是通过APP和Abraxis退出形成数十亿美元资本池的长期控股投资人；
生物科技体系里，他仍直接控制ImmunityBio，并亲自担任最高科学医疗负责人之一，2026年其关联方仍持有公司约62.5%的普通股；
洛杉矶城市权力体系里，他拥有《Los Angeles Times》，同时持有约4%的Lakers股权；
公共影响力体系里，他又通过基金会、医学研究机构、大学网络、媒体和公共政策关系形成影响。
这种组合在美国亿万富豪中并不常见。
39、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问题，其实来自同一种人格和能力。
他最强的能力是：看到一个巨大、复杂、别人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然后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科学、工程、资本和组织设计重新解决它。
这使他敢于挑战糖尿病细胞治疗；
敢于重新设计化疗药物；
敢于建立NantWorks；
敢于挑战传统癌症治疗；
也敢于认为自己能够修复一张已经进入结构性衰退的百年报纸。
但同一种特质也会产生风险：
容易提出极其宏大的目标；
容易把技术解决方案应用到本质上属于制度、文化或政治的问题；
容易把创始人控制模式带进需要高度编辑独立性的新闻机构；
也容易让外界难以判断他是在推动真正突破，还是在超前宣传尚未被证实的成果。
40、如果要一句话概括Patrick Soon-Shiong与《Los Angeles Times》的关系：
他并没有靠新闻业成为亿万富翁。
他是先通过医学、知识产权、制药商业化和资本交易成为亿万富翁，再用这笔财富购买了一家拥有巨大历史声望和公共权力、但商业模式困难的新闻机构。
2018年，他把自己定位为这家报纸的救援者；
2024年，他不得不成为裁员和成本控制者；
2025—2026年，他又试图把它重构成一个融合新闻、视频、虚拟制作、游戏、活动和公共资本的Los Angeles Times Media Group。
这场实验截至2026年仍没有结束。
医学方面，他已经证明自己能够把技术转化成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媒体方面，他仍在试图证明：
一个由亿万富豪长期出资、同时追求编辑影响力、技术重构、商业可持续性和未来公众持股的百年报纸，究竟能不能同时保住公信力与经济生命。
这才是Patrick Soon-Shiong今天最值得观察的现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