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班克曼-弗里德与FTX帝国的兴衰：深层结构、资本网络与司法结局的量化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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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与社会资本
萨姆·班克曼-弗里德（Samuel Benjamin Bankman-Fried，业内常简称 SBF）于1992年3月5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成长于一个高度富裕、拥有显赫学术和法律资源的犹太上流社会家庭。他的家庭背景不仅为他提供了极其优渥的成长环境，还深深地塑造了他日后对制度规则进行功利主义计算的思维方式。
他的父亲约瑟夫·班克曼（Joseph Bankman）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著名的税法教授兼心理学家，母亲芭芭拉·弗里德（Barbara Fried）则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法律伦理学荣休教授。这对学术名流伴侣甚至因为认为法律对同性伴侣不公而拒绝正式登记结婚，展现了其独特的自由主义伦理观念，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 SBF 对传统法律秩序的审视方式。
班克曼-弗里德家族在美国学术界和公共卫生领域拥有广泛的人脉。他的外祖母阿德里安·弗里德·布洛克（Adrienne Fried Block）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学家，姨妈琳达·P·弗里德（Linda P. Fried）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其弟弟加布·班克曼-弗里德（Gabe Bankman-Fried）则在后来的家族式政治献金帝国中充当了关键操盘手。这一精英家庭网络为 SBF 后来的政治游说和商业扩张提供了极高的起点与合规合法性的伪装。
SBF 自幼表现出极强的数学和逻辑思维天赋，曾被选入专门针对全美数学天才高中生的“加拿大/美国数学夏令营”（Canada/USA Mathcamp）进行深造。随后，他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希尔斯伯勒（Hillsborough）极负盛名的私立日制学校——水晶泉高地学校（Crystal Springs Uplands School）接受高中教育，该校当时的年学费已超过5.6万美元，为他积累了最初的精英同窗人脉。
二、 教育背景、麻省理工训练与有效利他主义的扭曲
2010年，SBF 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并于2014年顺利毕业，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同时辅修数学。在 MIT 期间，他加入了标榜追求极致智力、无酒精氛围且关注社会进步的男女混合宿舍 Epsilon Theta，在其中确立了其高度量化、将世界运行规律抽象为物理学和概率期望值的思维模型。
2013年，仍在 MIT 就读的 SBF 参加了牛津大学年轻哲学家威尔·麦卡斯基尔（Will MacAskill）关于“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简称 EA）的讲座并与之共进午餐。这次会面彻底颠覆了他的人生轨迹，麦卡斯基尔成功说服他接受了“赚钱为了给予”（Earn to Give）的功利主义哲学。
有效利他主义提倡通过理性和证据寻找最大化行善效率的途径。其核心衍生观点“赚钱为了给予”认为，与其直接从事低效的慈善活动，不如进入华尔街等暴利行业赚取“无限财富”，再将财富高效率地捐赠给最具成本效益的慈善项目，从而拯救更多生命。
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在 SBF 身上产生了微妙而危险的化学反应。他将其内化为一种“期望值最大化”的生存信条，认为只要最终的利他期望值足够高，在通往该目标的路径中所承担的合规风险、甚至违规与欺诈，在概率学上都是完全可以接受并应当被合理对冲的代价。这为他后来系统性挪用上百亿客户资产填补高杠杆投机亏损埋下了最初的伦理伏笔。
SBF 毕业后并未脱离有效利他主义社群，他甚至在2019年之前一直担任有效利他主义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Altruism）的董事会成员。他在该组织积累的人脉，不仅为其早期创业募集了数以亿计的初始资金，更在后期将有效利他主义包装为 FTX 进行“道德洗白”和获取政商信任的战略工具。
三、 早期职业生涯与简街资本的量化洗礼
2013年暑期，SBF 在量化自营交易公司简街资本（Jane Street Capital）实习，并于2014年毕业后正式加入，在此工作了约三年半时间。简街资本是全球最顶尖的套利交易机构之一，SBF 在此期间主要负责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的量化对冲与套利交易。
在简街资本的严苛锤炼中，SBF 建立起了对市场微小定价偏差的极端敏感性。他掌握了如何在高度无序、流动性不平衡的多国金融市场中，通过高速的程序化和算法手段锁定无风险或低风险的套利溢价。
简街资本高度强调数学理性、概率计算和无视情绪波动的交易逻辑，使 SBF 将交易视作一场纯粹的数学概率游戏。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短时间内进行极大规模的资金调度，并敏锐地注意到刚刚兴起、缺乏严密监管且存在巨大地区性价格失衡的加密货币市场。
2017年中旬，SBF 离开了简街资本，开始尝试在加密货币套利领域独立施展脚手。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有效利他主义中心工作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利用全球加密市场效率低下进行工业化套利的计划中。
四、 创业历程、Alameda Research的崛起与早期合伙人决裂
2017年11月，SBF 与同属有效利他主义信徒的澳大利亚数学家塔拉·麦克·奥利（Tara Mac Aulay）共同创立了加密量化自营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为了在向商业银行申请开户时隐瞒极具争议的加密套利业务，SBF 特意将公司命名为“Research（研究）”，以此规避金融机构对加密实体的严格合规审查。
创立初期，SBF 将目光锁定了加密货币市场著名的“泡菜溢价”（Kimchi Premium）现象。当时由于韩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比特币在韩国交易所的价格比美国本土高出多达50%。在发现韩元兑换极其困难后，他敏锐地发掘出溢价虽稍低（约15%）但日元法币兑换极其顺畅的日本加密市场。
Alameda Research 通过在日本设立复杂的影子支付渠道和地方银行网络，雇佣中间人将大额资金搬运并兑换成法币，实现了大规模的比特币美日套利。在套利高峰期，Alameda 每天搬砖交易的资金规模高达2500万美元，为 SBF 带来了极其庞大的现金流入，使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数千万美元的资本原始积累。
凭借“美日套利”的空前成功，SBF 在华尔街精英阶层和有效利他主义社群中获得了神话般的声誉，其套利战绩甚至被与索罗斯偷袭英镑、保尔森做空次贷等金融史诗级战役相提并论。这使他得以在极短时间内说服多位富裕的利他主义者向其出借高达1.7亿美元的交易资金。
然而，Alameda Research 的野蛮生长伴随着极其混乱的财务管理和近乎荒谬的风险控制。2018年初，Alameda 的套利系统因自动化漏洞和极端交易策略，一度产生了1400万美元的巨额账面亏损，且员工根本无法确定具体亏损数字，同时另有价值达400万美元的 XRP（瑞波币）代币在交易系统中凭空消失。
2018年4月，联合创始人塔拉·麦克·奥利及 Ben West 等全体高管层因对 SBF “极度缺乏商业伦理、漠视风控合规、满嘴谎言和操纵性人格”感到彻底绝望，集体提出辞职。辞职团队曾开出100万美元的买断价格要求 SBF 出局，但遭到其强烈拒绝。
高管层的决裂导致 Alameda 失去了大批有经验的骨干，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18年春季因外部资金赎回而骤降至3000万美元，只剩下十几名缺乏金融经验的年轻利他主义员工留守。然而，这一变故却让 SBF 彻底掌控了公司的绝对话语权。
在大批人员出走后，SBF 于2018年3月成功说服了在简街资本的旧识、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卡罗琳·埃里森（Caroline Ellison）加入 Alameda。埃里森凭借其扎实的量化背景和对有效利他主义的极度忠诚，迅速成为 SBF 的核心亲信，并于2021年10月被任命为 Alameda 的联合 CEO，在2022年8月前任联合 CEO 萨姆·特拉布科（Sam Trabucco）离职后，她正式成为唯一的 CEO。
五、 FTX交易所的建立、股权结构与资产版图
2019年5月，随着 Alameda Research 成为加密货币市场最庞大的流动性做市商之一，SBF 认为第三方交易所的手续费和交易深度限制了其交易渴望，于是与 MIT 的同窗好友、天才程序员加里·王（Gary Wang）共同创立了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所 FTX。
FTX 在成立之初便与 Alameda Research 形成了事实上的共生绑定关系，FTX 实际上被作为 Alameda 的内部做作商和资金流动性池进行开发。FTX 的种子轮融资从包括币安在内的投资者处募得800万美元，而币安在 FTX 成立仅六个月时便收购了其20%的股份，成为其最重要的早期资本背书人。
在 FTX 帝国的顶层股权结构中，SBF 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具体而言，SBF 个人持有 FTX 集团60%的股权，加里·王持有17%，尼沙德·辛格（Nishad Singh）持有5%。而在 Alameda Research 的股权中，SBF 持有高达90%的绝对份额，加里·王则持有余下的10%。
在随后的两年中，SBF 展开了极其激进的资产和版图扩张。2020年，FTX 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球最大的移动端加密新闻与资产追踪应用 Blockfolio，以此作为收割散户市场和导入零售流量的重要入口。
SBF 还主导开发了搭建在 Solana 区块链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Serum（SRM），并大举买入并控盘了包括 SOL、SRM、MAPS 等在内的多款被称为“Sam Coins”的代币。这些代币通过在 FTX 的高度控盘维持着虚高且不具备真实流动性的纸面估值，成为 Alameda 向外部借款时最重要的虚假抵押资产。
六、 顶尖资本网络、政商游说与“影响力资产”的疯狂扩张
伴随着2021年加密牛市的爆发，FTX 编织了一张涵盖全球最显赫投资机构的资本网络。2021年7月的 B 轮融资中，FTX 募得9亿美元，估值飙升至180亿美元。至2022年1月，FTX 的估值已达到令人咋舌的320亿美元，彻底跻身全球顶级独角兽行列。
在这笔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融资狂欢中，全球一线的资本巨头悉数入局，其中包括红杉资本（投资约1.5亿至2亿美元）、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投资约2.1亿至2.75亿美元）、加密风投 Paradigm（投资约2.15亿美元）、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投资约7500万至9500万美元）、软银集团（投资约1亿美元）、老虎环球（投资约3800万美元）、以及贝莱德集团（投资约2400万美元）。这些机构后来也因未能穿透其混乱的财务审计而遭遇集体诉讼，例如 Connor O'Keefe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提起的集体诉讼，便将淡马锡、红杉及软银等18家机构控诉为“协助欺诈的合谋者”。
依靠这些显赫资本提供的合规信用资产，SBF 开始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展开惊人的影响力扩张。他通过 Alameda 窃取的资金向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候选人输送了超过1亿美元的献金。其中 SBF 个人向民主党捐赠了约4000万美元（成为该党大选周期的第二大个人捐助者），而高管 Ryan Salame 则作为通道向共和党捐赠了超过2000万美元，通过这种双向押注，试图深度影响美国的加密立法进程。
2020年，SBF 与其弟弟 Gabe 共同创立了倡导大流行病防范立法的左翼游说组织“防范大流行病”（Guarding Against Pandemics, 简称 GAP）。该组织几乎完全由 SBF 操纵的 Alameda Research 提供资金支持（注资额超1200万美元）。GAP 在华盛顿投入巨资，包括花费15万美元投放政治广告推动拜登政府300亿美元公共卫生预防预算，在丹佛资助大麻销售加税1.5%以用于病毒研究的提案，并通过 Californians Against Pandemics 组织在加州收集签名，成功将针对高收入者的 0.75% 个人所得税加税提案推上了加州大选选票。
为了进一步将个人影响力变现为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免死金牌”，SBF 还斥巨资购买了庞大的“影响力资产”：除了购买迈阿密热火队主场馆冠名权（FTX Arena，合同总价1.35亿美元）、投放由 Larry David 主演的超级碗广告外，他还投入数千万美元与迈克尔·基夫斯（Michael Kives）及其风投机构 K5 Global 合作，试图通过后者的好莱坞和政界关系网，安排其与伊隆·马斯克、奥巴马、蕾哈娜以及扎克伯格等全球超级名流建立直接的私人社交渠道。
七、 商业模式、隐秘代码后门与欺诈机制
FTX 与 SBF 的表面商业模式是极其简单且高度盈利的：依靠交易所提供的高流动性、零延迟交易以及创新的保证金自动清算系统赚取手续费。然而，其实际的地下盈利模式，是一场通过操纵空气币估值、隐秘代码后门以及直接侵占客户资金构成的庞氏信用游戏。
这一欺诈系统的核心在于 FTX 与 Alameda 之间完全不存在任何合规防火墙。FTX 甚至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用户的入金充值被直接引导汇入由 Alameda Research 拥有的银行账户中。这些高达百亿的客户资金被 Alameda 随意用于支付交易亏损、进行野蛮的风投、购买不动产以及支付高管贷款。
2019年，为了保证 Alameda 在加密市场中的绝对优势，SBF 直接命令加里·王和尼沙德·辛格在 FTX 的交易系统中写入了“允许负资产”（allow negative）的代码后门。这一代码允许 Alameda 即使其账户内没有任何资金资产，也能够从 FTX 平台内无限提取、划转客户资金，其初始信贷额度被设为10亿美元，随后被秘密修改为高达650亿美元的无限额度。
此外，FTX 赋予了 Alameda 绝对的“强平豁免权”。在正常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任何用户的保证金不足都会被系统自动强制平仓，以防止产生坏账。但 Alameda 却在 FTX 核心代码中被设定为免除一切强平限制，即使产生数十亿的亏损，其持仓依然可以不加限制地维持，这彻底摧毁了 FTX 标榜的自动风控系统。
为了向外部借款并维持虚浮的账面净资产，SBF 指导 Alameda CEO 卡罗琳·埃里森在市场上通过自动化高频交易程序，大举购入 FTX 的代币 FTT。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操作，成功将流动性极度匮乏的 FTT 的价格炒高了数倍，进而将这些毫无变现能力的代币作为抵押物，从第三方加密借贷平台借出数以十亿计的真金白银。
八、 关键转折点、帝国崩塌与流动性挤兑
2021年9月，由于中国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国内所有的加密货币交易，FTX 面临重大的地缘监管风险。SBF 迅速做出关键转折决定，将 FTX 总部从香港整体搬迁至巴哈马，并在当地购买了大量豪华房产，包括一栋价值3500万美元、供核心高管男女混住的豪华顶层公寓，使整个核心管理团队陷入了彻底脱离外界监管的失控状态。
2022年5月，算法稳定币协议 LUNA 及 UST 的全面崩溃引发了加密市场的雷曼危机，各大加密借贷平台出现连锁爆雷，Alameda 的外部债权人开始对其催收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在面临清盘的绝境下，SBF 做出了他人生中最致命的欺诈决定：下令直接挪用 FTX 平台上数以十亿计的用户托管资产，去偿还 Alameda 欠下的高筑债台。
2022年11月2日，加密行业主流媒体 CoinDesk 爆出猛料，曝光了 Alameda 的机密资产负债表。披露显示，Alameda 账面高达146亿美元的资产中，绝大多数是由 FTT 以及一系列由 SBF 自行发行的空气代币组成，其实际变现净资产几乎为零，直接刺破了其资产雄厚的谎言。
该消息发布后，币安交易所创始人赵长鹏（CZ）出于风险规避和对 SBF 游说打压币安政策的愤怒，于11月6日高调宣布将分批清仓其持有的全部 5 亿美元 FTT 资产，瞬间引发了市场对 FTX 偿付能力的极大恐慌。
恐慌引发了历史性的挤兑，FTX 在短短几天内遭遇了高达数亿美元的提现狂潮，但其账面上的真实代币准备金（如比特币、以太坊等）实际上不足客户账面余额的 1.1%，根本无法承兑。
11月9日，卡罗琳·埃里森在一次紧急视频会议上，向 Alameda 的全体员工承认，FTX 的客户资金被直接用来偿还了 Alameda 的债务，且她、SBF、加里·王以及尼沙德·辛格对这一挪用行为完全知情。
虽然 SBF 曾尝试向淡马锡、红杉等投资人紧急募集 80 亿美元以填补资金窟窿，且一度与币安达成口头的救助意向，但币安在进行了一天的尽职调查后，发现其坏账窟窿已达到惊人的 80 亿美元且涉嫌严重欺诈，随即宣布放弃收购。11月11日，FTX 帝国正式申请 Chapter 11 破产保护，SBF 宣布辞职。
九、 司法审判、亲信倒戈与核心高管的刑期判定
2022年12月12日，SBF 在巴哈马被当地警方逮捕，随后被引渡回美国接受审判。他被大陪审团指控包括电汇欺诈、阴谋证券欺诈、阴谋洗钱以及阴谋违反竞选资金法在内的多项重罪。
在2023年10月的法庭审理中，昔日与他共处巴哈马豪华公寓的核心密友和亲信全员倒戈。卡罗琳·埃里森作为检方明星证人，在庭审中公开指证：“是萨姆直接命令我犯下这些罪行的”。加里·王和尼沙德·辛格也详细展示了如何在系统底层嵌入代码以配合 SBF 的窃款指令。
2023年11月2日，纽约曼哈顿联邦陪审团裁定 SBF 的七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2024年3月28日，美国地方法官刘易斯·卡普兰（Lewis Kaplan）严厉痛斥 SBF “毫无悔意且赌博式地指望不被抓获”，判处其25年监禁，并勒令其没收、划拨高达110.2亿美元的资产。
核心高管们也面临了各自的审判结局：
卡罗琳·埃里森因其极其关键的指证表现获得了法官的重大宽大处理，于2024年9月24日被判处2年监禁，并在没收110亿美元资产后，于2024年11月入狱，实际服刑14个月，于2026年1月提前获释。
加里·王作为首位认罪并全力协助检方调查的高管，因其在法庭上强有力的证言，以及用极高超的计算机程序技能为美国政府开发了一套用于股票和加密货币市场的 KYC 和异常交易欺诈检测系统，于2024年11月20日被免于坐牢，判处 Time Served（免予监禁）和3年监外看管。
尼沙德·辛格由于其在后期才卷入核心欺诈，且自首态度诚恳，积极协助追回受害者资产，于2024年10月30日同样被免除牢狱之灾，判处 Time Served。
瑞安·萨拉梅是唯一未与检方签署合作指证 SBF 协议的核心高管。他于2024年5月28日因非法政治献金阴谋及运行无牌照货币传送业务被判处90个月（7.5年）监禁，并勒令缴纳超600万美元罚金及500万美元赔偿。他于2024年10月11日在马里兰州的坎伯兰中等安全联邦监狱（FCI Cumberland）开始服刑，其释放日期在2024年11月被法院提前了一年多。
十、 破产重组、资产追回与全额加息赔付方案的争议
在 FTX 破产后，接管帝国的破产清算总操盘手约翰·J·雷三世（John J. Ray III）展现了极强的资产剥离和追回手腕。截至2024年中，清算团队成功追回了高达145亿至163亿美元的庞大现金池，远远超出了非政府债权人（包括散户在内）约112亿美元的索赔总额。
2024年10月7日，特拉华州破产法院法官约翰·多西（John Dorsey）正式批准了 FTX 的重组赔付计划。根据该计划，持有债权金额低于5万美元的小额债权人（占全体债权人总数的98%）将在计划生效后的60天内，获得高达其原本索赔金额 118% 的现金赔付，而其余债权人也将获得100%的全额索赔，并获得额外的时间利息补偿（最高可达 9% 的利息率）。
这一创纪录的破产清算结果在金融重组史上极其罕见，被法学界视为“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在加密货币社区内部，该偿付计划却引发了排山倒海的声讨与抗议。
核心争议在于赔付的汇率折算标准。清算团队完全是根据 2022 年 11 月 FTX 申请破产时的加密货币美元价格（当时比特币约1.6万美元，以太坊约1200美元）来计算受害者的索赔金额的。
截至2024年，比特币价格已飙升数倍。以 Sunil Kavuri 为代表的债权人集团愤怒地指出，如果按照币本位计算，受害者资产实际上缩水了近 70% 至 80%。清算团队出售了增值的代币并以 2022 年的低法币汇率进行“118%”的赔付，实质上是用法律手段剥夺了原本属于客户的资产升值红利。
十一、 父母面临的法律风波与法庭之外的舆论博弈
SBF 的父母、前斯坦福法学教授约瑟夫·班克曼和芭芭拉·弗里德，不仅在民事官司中被破产信托起诉要求吐出数千万受害者资金，在法庭之外也展开了近乎疯狂且极具法律擦边球性质的公关救赎。
芭芭拉·弗里德于2022年底在 FTX 崩溃的敏感时刻，匆忙宣布从斯坦福大学提前退休。2026年2月，她竟然以儿子的“授权代理人”名义，绕过正式的辩护律师团队，亲自起草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旨在申请重审和撤换卡普兰法官的“自辩（pro se）”动议。
这一荒谬的举动当即引发了法律界的严厉警告，因为在美国司法体系中，被告人不能在拥有律师的同时提交自辩文件。法官也严厉斥责其母亲并非该法院的注册律师，毫无诉讼主体地位。同时，其母亲若涉意代笔或假冒自辩，将面临纽约律师协会吊销其执业执照的严重行业处分。
2026年3月11日，芭芭拉·弗里德甚至在 Substack 上发表专栏文章，公然将审判她儿子的卡普兰法官，与在1950年代将罗森堡夫妇送上绞刑架的争议冷战法官欧文·考夫曼（Irving Kaufman）相提并论，痛斥司法制度“以残忍为乐”。
2026年3月21日，夫妇二人一同登上 CNN，接受主持人迈克尔·斯默科尼什（Michael Smerconish）的独家电视专访。在镜头前，他们极力粉饰儿子的欺诈罪行，向公众和特朗普政府隔空喊话，声称 SBF 只是“失控的恶意公诉的受害者”，试图将其包装为司法迫害的对象。
此外，SBF 一家还将矛头对准了接管 FTX 的核心律所 Sullivan & Cromwell。他们与部分债权人联手，指控该律所为了赚取数亿美元的破产清算代理费，联合新 CEO 约翰·雷通过欺骗手段强行剥夺了 SBF 的公司控制权，将原本可以通过“自愈”解决的流动性困难，故意放大为不可逆转的破产清算深渊。
十二、 现状、狱中生态与特赦游说的现实痕迹
萨姆·班克曼-弗里德目前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隆波克的低安全级别联邦惩教所（FCI Lompoc）服刑。得益于每日坚持练习皮克球，他的体重骤降了约30磅，皮肤也因户外运动而晒黑。
在狱中，SBF 依然极力维持其“智商优越”的极客领袖形象。他不仅在狱中开办了国际象棋培训班，还利用自己的名校法律背景，充当起了狱友们的“影子法律顾问”，帮助多位囚犯起草了减刑诉状和法律文件，在狱中建立起了独特的威望。
他的狱中日常生活高度依赖监狱内部的 CorrLinks 电脑终端。他利用有限的在线时间，疯狂玩了多达 6000 余次移动端游戏《像素地牢》（Shattered Pixel Dungeon）。他还发挥黑色幽默，撰写了一本名为《纯素食监狱食谱》（Vegan Prison Cookbook）的手册，并在狱中通过邮件连载其个人自传体回忆录《曼弗雷德》（Manfred）。
为了协助儿子早日出狱，其父母在2026年中期聘请了两名共和党背景的顶级政治游说专家：曾担任特朗普2024年竞选团队顾问的布赖恩·兰扎（Bryan Lanza），以及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前御用律师科里·兰霍弗（Kory Langhofer），向特朗普政府展开了极其昂贵的游说攻势，试图获取总统特赦。
尽管游说团队来势汹汹，甚至一度让 Polymarket 上的特赦预测赔率飙升，但特朗普本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绝不会特赦 SBF，白宫也多次重申无意对其减刑，这意味着他大约 18 年的实际服刑期（在 First Step Act 减刑条款下）几乎已成定局。
哪怕身陷囹圄、上诉路径被封死，SBF 对自己的金融和概率信仰依然未曾产生丝毫动摇。他不仅每天通过 CorrLinks 向其父亲发送指令、代其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行业评论，更在一次近期的会面中向狱友和媒体透露，他坚信自己在 2044 年出狱后能够重回行业巅峰，并计划到那时立即发行一款新型加密货币以完成其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