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佐下级武士到日本财阀之王：三菱的诞生、岩崎家族的权力机器与战后“财团复活”逻辑
岩崎弥太郎（1835–1885） – 三菱集团创始人。出生于土佐藩一个没落下级武士家庭，曾因祖辈变卖武士身份而一度降为农民。青年时期赴江户求学，但因父亲与村长争执未果，上书控告地方官腐败反被下狱7个月。获释后在开明官员吉田东洋指导下学习维新思想和实学，进入土佐藩营运的贸易机构任职，负责在长崎采办樟脑、纸张以购入船舰武器。明治维新后掌管土佐藩筑港商会，1870年出任社长；1873年将公司更名为“三菱商会”（意为“三颗菱钻”）。凭借土佐藩家纹“三重菱”和藩主山内家的“三片橡叶”纹章设计出三菱的“三菱”商标。1874年奉日本政府之邀，三菱承担运送日军赴台湾出征的任务，事后政府将多艘舰船赠予三菱使用，奠定其航运霸业基础。此后岩崎又协助政府运兵镇压1877年萨摩乱（西南战争），借此与新政府建立起紧密的政商关系。三菱迅速崛起为日本近代“四大财阀”之一。1885年，岩崎凭借政府撮合将三菱汽船与竞争对手共同运输会社合并为日本邮船会社（NYK），结束恶性运价战，同时保住了三菱在航运业的影响力。在主业航运之外，岩崎进军采矿、修船和金融业：先后取得高岛煤矿经营权等资源、1884年租下长崎造船所大举兴办造船，并涉足金融信贷领域。他善于结交政要名流，常豪宴款待以拓展人脉。岩崎弥太郎于1885年因胃癌早逝，享年50岁。其身后由弟弟岩崎弥之助暂掌家业，后再传予其子岩崎久弥接班。岩崎弥太郎的女儿则嫁给幣原喜重郎伯爵（日本战后首任首相）等政坛重臣，表明岩崎家族与政治世家的紧密联姻关系。
岩崎弥之助（1851–1908） – 岩崎弥太郎之弟，第二代三菱总裁。幼年与兄长同在土佐成长（属乡士家庭），后接受明治维新后的新式教育，先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并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1885年弥太郎去世后，弥之助继任三菱社长，掌舵整个三菱财阀。他于1886年将公司改组并更名为三菱社，开始以合资会社形式经营。作为家族托孤执掌者，弥之助遵从对兄长弥太郎的承诺：在侄子久弥成年后让贤，将经营大权交还岩崎嫡系。1890年，弥之助应政府财务需要，耗巨资购入东京皇居附近丸之内约36万平方米土地（政府原规划拍卖未果后请三菱出资）。他有感于欧美都市布局，决心将丸之内打造成日本的“曼哈顿”式商务区，此举为东京今日的中央商务区奠定基础。弥之助在1893年让出社长之位给岩崎久弥，实现家族第三代传承。退出一线后，他继续在幕后监督公司，并于1896年出任日本银行第4任总裁，期间建立金本位货币制度及与横滨正金银行的协作体制，为日本金融现代化作出贡献。1900年他获封男爵进入贵族院任议员，彰显了岩崎家在政经两界的影响力。此外，弥之助嗜好收集东方古籍艺术品，创建静嘉堂文库保存日本文化遗产。他的长子岩崎小弥太后来成为三菱第四代总裁；次子岩崎俊弥则另立门户创办了旭玻璃公司（旭硝子，今AGC株式会社）。
岩崎久弥（1865–1955） – 岩崎弥太郎长子，第三代三菱总裁。幼年随父亲移居东京，9岁入读著名的庆应义塾，师从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接受西式教育；12岁时转入父亲创办的三菱商业学校学习西方商业与经济课程。1885年弥太郎去世后，年仅20岁的久弥被送往美国留学五年，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归国后，他先在伯父弥之助手下任三菱副社长历练。1894年，28岁的岩崎久弥正式接任第三代三菱总裁，同时公司依据新颁布的商法改组为合资会社三菱。久弥为人谦和低调，坚守伦理观念，以廉洁公平为信条治理企业。执掌三菱22年间，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现代化。在矿业方面，他延续弥之助的策略收购大量煤矿和铜矿，获取工业燃料与原料来源，并购入大阪精炼所发展铜冶炼业务。这些矿产不但供应国内产业，还通过出口获取资金支持集团多元扩张。久弥也扩大了造船事业：投入巨资扩建长崎造船所，并新建神户和下关船厂，使三菱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与此同时，他继续开发丸之内商务区，兴建日本首批现代化红砖办公楼“三菱一号馆”等，提供出租办公空间，开启以不动产收租为特色的新业务。在金融和贸易领域，久弥着手将内部银行部和商事部发展壮大：1895年正式设立银行部门为集团和客户服务；1918年则将国际贸易部门从母公司独立出来，成立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作为专业综合商社。随着业务版图扩大，久弥引入了先进的事业部制（独立核算制），赋予各部门更大自主经营责任，这一举措在当时极为超前，奠定了现代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基础。他还涉足新兴产业：创办焦炭化工厂，迈入现代化学工业；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北部建立制钢厂，开发海外重工业基地；并资助支持了麒麟啤酒等新创企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日本经济的飞跃，战时需求推动三菱业务高速增长。1916年，久弥在事业顶峰选择急流勇退，将总裁职位交予堂弟岩崎小弥太接任。卸任后，久弥热衷于农业和公益事业：他经营多处农牧场，包含岩手的小岩井农场（岩崎家族与小野义真、井上胜合资开发）等大型牧场；在台湾、朝鲜、东南亚、南美等地也开展了农业及畜牧试验。此外，久弥倾力文化公益，收购西方探险家莫理逊收藏的珍贵东方古籍文献并于1924年创建东洋文库，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东亚研究文献馆。二战后盟军推进财阀解体改革，岩崎久弥失去了包括地产、股权在内的大部分个人财产。晚年的久弥隐居于自己位于静冈的末広农场，1955年逝世，终年90岁。
岩崎小弥太（1879–1945） – 岩崎弥之助长子、岩崎弥太郎之侄，第四代（三菱财阀统一时期最后一代）三菱总裁。自幼接受良好教育，赴英国留学就读剑桥大学，形成了开阔的国际视野。1916年小弥太37岁时接掌三菱集团，在一战景气中承续前辈基业。他提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注重诚信与国际合作，被誉为当时日本“最具国际精神的实业家”。在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动荡期，小弥太提出了著名的“三菱纲领”企业哲学，强调“所期奉公”（企业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処事光明”（经营公平诚信）和“立業貿易”（立足事业、放眼世界）的原则。这些理念奠定了三菱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其中“以诚信和公平为基础”至今仍是三菱企业文化的重要基石。面对1920-30年代的经济萧条，小弥太坚守品质与诚信，要求集团在困难时期协助供应商、客户及公众共度难关，展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的领导下，三菱继续扩张并变革组织结构：1937年将合资会社三菱改组为株式会社三菱社，引入更现代的公司制治理。战前夕，三菱财阀产业已涵盖造船、机械、航空、矿业、银行、贸易、保险、地产等各领域，并通过内部紧密协作形成日本经济中的巨无霸。二战期间，小弥太虽笃信国际主义与和平理念，但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他仍发表讲话表示“既然国家作出决断，我们唯有服从天皇命令，为国尽力”。他个人对军部决策持保留态度，却在战争爆发后将三菱集团全面投入 wartime production，为日本战时经济服务。三菱重工等核心企业在其主导下制造了大量军舰、飞机（包括著名的零式战斗机）等军需装备，是日本军事工业支柱之一。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0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命令解散所有财阀，以削弱其垄断势力。作为财阀总帅，小弥太起初下令拒绝接受解散要求，三菱也一度成为唯一公开抗命的四大财阀。然而不久小弥太因长期劳累罹患动脉硬化症，集团解体趋势已不可逆转。1945年12月2日岩崎小弥太病逝于东京大学医院，终年66岁。他临终前看到其毕生经营的三菱财阀即将瓦解，并留下绝笔和歌表达对时代巨变的感慨。小弥太无子嗣，其逝世也标志岩崎家族对三菱集团直接掌控的终结。
三菱财阀的形成与垂直整合（战前）：岩崎弥太郎创业后，逐步将三菱发展为高度多元化的财阀集团。岩崎家族通过完全私有的三菱合资会社（1908年改组为株式会社三菱本社）作为控股母公司，垄断持有旗下各主要企业股权。这种“家族总公司+子公司”模式使岩崎家对集团拥有绝对控制权。在岩崎历代经营下，战前三菱财阀建立了垂直整合的庞大产业体系，包括：
航运业：三菱以航运起家。岩崎弥太郎掌舵的三菱汽船公司一度掌控国内邮运航线，并在政府支持下打败竞争对手，1885年与共同运输会社合并成日本邮船（NYK），巩固了其在海运业的主导地位。日本邮船成为全球知名的航运企业，至今仍是三菱关联的重要公司之一。
矿业资源：为支撑航运和工业，三菱积极获取矿山资源。岩崎家早期承租经营了高岛煤矿、长崎端岛煤矿（军舰岛）等大型煤矿，确保船舶燃煤供应。同时，三菱购入北海道等地的金属矿山开采铜、金等资源，并建立大阪炼铜厂提高矿产附加值。这些矿业资产既为日本工业化提供原料能源，又通过出口创造了巨额利润。
重工业：1884年岩崎弥太郎承租长崎造船所，开启大规模造船业务。1887年岩崎家将该厂购入私有，随后持续扩建。久弥时代又新建神户造船所（1905年）和下关造船所（1914年），使三菱成为日本最大的民营造船集团。1917年三菱合资会社的造船部门改组为三菱造船株式会社，1934年进一步整合相关重工企业成立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至二战前，三菱重工已是日本规模最大的综合重工业制造商，产品涵盖船舶、重型机械、车辆和飞机等。例如长崎船厂建造了当时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号”。财阀通过垂直整合实现了“资源-燃料-生产-运输”闭环：自有煤矿为自家电厂、船厂供能，造船厂建造船只，再由自家航运公司运营，最大程度内部化了产业链。
金融业：岩崎家深知金融对实业的重要性，早在1880年代三菱内部便设立“银行部”为集团提供融资。1890年岩崎弥之助收购第十九国立银行改组为三菱银行（初为合资组织，1919年改制为株式会社）。三菱银行成为财阀的“金库”，专注服务集团内外企业。岩崎家族也投资创办保险公司，如东京海上保险公司（1879年）和明治生命保险公司（1881年），提供航运保险和人寿保险等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机构为三菱系企业乃至日本工商界提供信贷支持，进一步强化了财阀对经济的掌控。
贸易与商社：随着业务全球化，三菱逐渐建立起覆盖进出口贸易的网络。1918年岩崎小弥太将母公司的贸易部门独立成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作为专责集团内外贸易的综合商社。战前三菱商事已发展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代理煤炭、金属、机械、纺织等商品的进出口，在全球主要口岸设有据点。这使三菱财阀能够高效获取海外原料并销售本集团产品到全球市场。
地产与建筑：岩崎弥之助购得丸之内土地后，三菱积极参与都市地产业。1894年建设了日本第一栋西式办公楼“三菱一号馆”。1914年东京中央车站在丸之内落成，更提升了该区价值。岩崎久弥时期成立三菱地所公司经营不动产，把丸之内打造成日本“华尔街”，吸引银行、商社等入驻。战前三菱地所已成为东京最大的地主之一，丸之内一度被称为“三菱原”街区。
其它产业：三菱财阀还投资了众多其它行业。如1908年岩崎家收购盛冈附近荒地兴办小岩井农场发展近代畜牧业。1917年在岩崎小弥太主持下，集合日本海军工厂和三菱资本创立日本光学工业公司（Nikon前身），生产高精度光学仪器以供应军用望远镜、测距仪等。1917年三菱参与出资成立麒麟啤酒公司，开拓消费品工业。岩崎俊弥创立的旭硝子则成为日本首家现代玻璃制造商。可以说，战前三菱财阀在重化工、矿业、金融、贸易、地产、消费品等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均有布局，通过家族控制和垂直联合，在日本国内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帝国。
战后“三菱系”财团的重组与演变：二战日本战败后，盟军占领当局（GHQ）将财阀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之一，着手进行财阀解体改革。1945年10月，GHQ下令解散三菱等大型财阀，岩崎家族财产和所持股权被全部没收。三菱本社（母公司控股公司）于1946年被解体注销，“三菱”商号一度遭禁止使用。具体拆分措施包括：三菱商事于1947年被强制分割成约100家小型贸易公司；三菱重工于1950年被拆分成东日本重工、西日本重工、中日本重工三家公司，分别承继长崎、神户、横滨等造船厂业务；三菱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被要求与财阀脱钩，管理层岩崎家族成员被驱逐。三菱财阀原有的统一产权和人事网络在占领军治理下土崩瓦解。
然而，随着冷战加剧及美国对日政策转向扶持经济复苏，财阀解体政策在1950年代逐步松动。1952年日本主权恢复后，使用“三菱”名称的禁令解除。原三菱系企业开始自发重新走近：产业银行撤出后，原三菱银行重新作为独立银行运营，并继续服务原三菱关联企业；三菱商事的100家碎片公司自1950年起陆续合并，1952年整合为三家较大全国性商社，1954年这三家公司又合并重组，恢复“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这一统一招牌；三菱重工被分立的三家公司则在1952年纷纷恢复“三菱”字样名称，并最终于1964年通过合并三社重组为新的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三菱电机、三菱化学、三菱地所、东京海上保险、明治生命等原属三菱财阀的公司虽然各自独立上市运营，但在战后纷纷主动加强彼此合作，逐渐形成一个松散但联系紧密的企业集团网络。这个新型集团被称为“三菱系”或“三菱财团”，不同于战前家族独资控股的模式，而是通过“协作联营+交叉持股”维系：各核心公司相互持有对方少量股权，形成利益共同体，以防止外部收购并巩固长期合作；同时由原三菱银行（后发展的三菱UFJ银行）担当主要往来银行，提供融资支持和协调功能，成为集团事实上的中枢。1950年代后，各公司社长还定期举行被称为“金曜会”的高层恳谈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五聚会交流信息，强化集团内部的战略协同。通过这些方式，战后分立的三菱系企业重新建立起联盟关系，但又避免了触犯反垄断和占领改革遗留的法律限制。“三菱系”没有统一的产权控制中心，而是一个横向联合的企业网络（横向系列）。这种财团模式在日本高度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成员企业在融资、技术、市场等方面互相支援，共同扩张。在全盛时期，三菱财团旗下公司众多，涵盖三菱银行（后多次合并成为今日三菱UFJ金融集团）、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汽车（1970年由重工汽车部门独立）、三菱电机、三菱化学（由三菱化成等合并而成）、三菱地所、东京海上日动保险、明治安田生命、旭硝子、麒麟啤酒、日本邮船、日本航空电子、尼康公司等几十家大企业。20世纪末，三菱系列的主要企业依然位居世界500强行列，其总部高度集中于东京丸之内等地，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企业集团（例如丸之内一带在21世纪初聚集了20家以上世界500强公司的总部）。进入21世纪，日本推进公司治理改革以削弱过度密切的财团关系，要求上市公司减少不必要的战略持股。在此背景下三菱等大型企业集团也开始调整：交叉持股比例从1980年代约一半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17年的不到10%；许多成员企业更关注自身业绩与全球竞争。但三菱“系”的历史纽带依然存在，集团内企业在资本、人脉上的合作关系仍令其在日本商界保持巨大发展优势。
业务模式的变迁与多元化发展：三菱集团的业务重点在百余年间几经转型扩展。从创立初期专注航运业起步，到明治中后期迅速拓展至矿业和重工业，再到现代的金融、商社和高科技领域，三菱的商业模式随着时代需求不断演进：
早期（19世纪后期）：以海运为核心业务。凭借政府的邮件航线合同和对外贸易需求，三菱汽船在国内建立垄断地位，并通过激烈竞争击败对手整合为日本邮船。航运带来的现金流和政府关系成为三菱多元化的基石。同一时期，岩崎家将利润投入煤矿和金属矿山开发，以保证航运和工业燃料原料供应。矿产开采出的煤炭、铜等一方面满足国内工业需要，一方面出口创汇，为进一步投资提供资金。这种“以商养工”的模式使三菱在日本工业化初期迅速壮大。
财阀鼎盛期（20世纪前期）：三菱逐步构建起“工银商”三位一体的垂直体制：工业部门（造船、机械、矿业等）生产各类产品；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提供充裕资金支持；商社在全球市场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实现产供销内部循环。这种模式下，三菱敢于在战略上进行长远布局而不局限于短期盈利，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在20世纪初日本重工业起步时，三菱造船成功承接了当时罕见的6000吨级邮轮建造订单，实现技术跨越；紧接着又建造了万吨级的豪华客轮“天洋丸”以及随后大量主力战舰。这些壮举离不开集团内部矿山、钢厂提供材料，银行融资支持以及政府的订单倾斜。可以说，财阀时代的三菱通过内部各部门协同，将产业链各环节紧密结合，在国内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垄断优势。
战后重建与高度成长期（1945–1980年代）：财阀解体后，三菱系各公司各自为战，在恢复期各谋发展。但随着19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原财阀成员再度发挥集团合力，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三菱商事在1960年代开始转变角色，不再只是单纯进出口中介，而是积极进行海外投资：1968年参与文莱液化天然气田项目，成为日本商社直接对外投资的先驱。此后三菱商事将模式升级为“资源开发型商社”，在全球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等项目中扮演投资商与贸易商双重角色，大幅提升了盈利能力。三菱重工则在战后重新合并壮大，进入航空航天、导弹、发电设备、车辆制造等高科技重工业领域。1970年从重工分离出的三菱汽车专注汽车整车生产，借助集团内金融和销售网络迅速崛起。三菱电机自1921年成立后，在战后乘着消费电子和工业自动化浪潮成为大型电气电子企业，产品涵盖空调、电梯、半导体等。三菱银行等金融子公司则充分利用日本国内储蓄增长，扩展为综合金融集团，为产业提供廉价资金支持，并在海外设立分行助力日本企业走出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三菱系依托主银行体制和商社网络，实现“制造-金融-贸易-投资”联动，在国内外市场攻城略地，大规模参与汽车、化工、钢铁、能源等国家重点产业项目，奠定了其在战后日本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全球化与转型期（1990年代以来）：进入平成时代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加上全球化竞争加剧，三菱集团开始调整业务结构，向更国际化、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三菱商事等商社继续巩固其在全球资源领域的优势，同时积极进军金融服务、消费市场和高科技投资，例如参股美国洛杉矶时代华纳中心、收购连锁便利店龙头罗森股份、投资欧洲汽车制造等，盈利模式从贸易差价转向投资收益。三菱重工等制造企业则注重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在民用航空（开发支线客机SpaceJet）、宇航（火箭发射服务）、新能源（风电、氢能源）等方向寻求突破。三菱UFJ金融集团通过并购美国联合加州银行等实现海外扩张，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可以说当代三菱在保持传统工业和商社优势的同时，业务组合更加多元平衡，应对全球市场变化的能力显著增强。
国内成就、政治影响与对外扩张：作为日本最早的近代企业集团之一，三菱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内成就：明治维新以来，三菱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造船和矿业企业为日本建立近代海军和重工业提供了基础：长崎造船所等为日本海军建造了大量先进舰艇（包括二战前夕完工的巨舰“武藏”号）；三菱重工制造的零式战斗机等武器在二战初期令日军获得技术优势。在民用方面，三菱生产了日本第一辆批量生产的汽车“三菱Model A”（1917年），开创日本汽车工业。三菱矿业提供的煤炭、金属资源支撑了日本钢铁和电力产业的发展。三菱银行等金融机构则长期是日本工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为无数企业提供贷款与投资支持。三菱地所开发的丸之内商务区，聚集了大批大型企业总部，使东京成为日本的经济中枢。此外，岩崎家族热心公益与教育：除了前述的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三菱还资助创办了东京工商大学（现一桥大学前身）等教育机构。政治方面，岩崎家与政府关系密切，被视为“政商”的典型。明治政府在初期财政困难时多次依赖三菱提供借款和运输服务，作为交换也给予三菱矿山租借、邮运合同等特权。岩崎弥之助获任央行总裁和贵族院议员，体现财阀直接参与国家金融决策。政党政治时期，三菱和其他财阀通过政治献金等方式影响政局走向，例如历史上曾有传言指三菱财阀资助政友会等主要政党以换取政策便利。可以说，在战前日本，财阀与政府形成了利益共生的同盟，三菱也因此享有政策优惠并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战后虽然财阀解体，但三菱系企业仍通过经团联等组织参与政策讨论，在贸易、产业政策上拥有一定话语权。总的来看，三菱集团既是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也在很长时间内对日本的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海外扩张：三菱的国际化始于明治时期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早在19世纪末，三菱就随日本对外殖民扩张进入了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等地：开采当地的煤矿、铁矿，兴办工厂和农场。例如1905年三菱在日本统治的朝鲜兴建了永兴炼钢厂，这是当时朝鲜半岛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在满洲国时期，三菱参与满洲重工业开发，并投资南洋英殖民地的橡胶园、锡矿等资源。二战后的占领改革一度中断了海外业务，但很快随着日本经济恢复，三菱重新走向世界。1950年代，三菱商社率先在纽约、伦敦等地设立办事处，重建国际贸易网络。此后，伴随日本制造业输出，三菱各产业公司纷纷在海外设厂和并购：三菱汽车在东南亚、美洲建立装配厂；三菱电机在欧美收购电梯和半导体公司；三菱重工出口大型发电设备和工程承包，中东的电站、东南亚的铁路都有三菱的足迹。作为日本最大的商社，三菱商事更是在全球能源矿产领域攻城略地，投资加拿大油砂、澳大利亚铁矿、卡塔尔LNG、智利铜矿等项目。金融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三菱UFJ银行战略入股摩根士丹利，成为其大股东，提升了在华尔街的地位。可以说，当代三菱已经从昔日主要服务国内的财阀，转变为跨国经营的综合企业集团。其业务遍及全球数十个国家，在资源能源、制造业、金融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例如2024年《财富》全球500强中，有多家三菱系公司上榜并在国际市场拥有重要份额。
负面争议与历史教训：在辉煌的发展历程中，三菱集团及岩崎家族也伴随着诸多争议和负面评价：
侵略战争责任：二战前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三菱财阀被视为军政复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菱利用其工业实力大量生产武器装备，满足日本对外侵略的需要：其造船厂、重工厂承制了大批军舰、战机和军用车辆。同时，三菱银行等为军费筹措和战争债券发行提供金融支持。盟军调查认为，三菱等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属于日本战争机器的经济支柱。战后远东国际军法庭和占领当局据此认定财阀需对战争承担责任，因而采取了彻底的解体和清算措施。这段历史使三菱集团长期背负参与侵略战争的污名。
强征劳工与战争暴行：二战期间，三菱旗下的矿山、造船厂、工厂等大规模使用被强征的中韩劳工和盟军战俘充当苦力，在恶劣环境下从事高强度劳动，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例如据研究机构统计，战时与三菱有关的6座战俘营共囚禁了2041名盟军战俘，其中1000余人为美国人，至少27人被虐待致死。在中国和朝鲜，被强掳至三菱矿场和工厂的劳工成千上万，许多人遭受饥饿、酷役和虐待。这些战争暴行在战后几十年里逐渐曝光，引发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不懈索赔与抗议。进入21世纪，三菱相关企业开始正视历史并道歉：2015年7月，三菱材料公司代表其前身三菱矿业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向二战期间被强迫在三菱煤矿做工的美军战俘致歉，成为首家就劳工问题公开道歉的日本大型企业。同年，三菱材料宣布与中国被强征劳工团体达成和解协议，同意赔偿数亿元日元并设立纪念碑表达歉意。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三菱重工业须向数名韩国籍强制劳工及遗属支付每人1亿韩元以上的赔偿。该判决引发日本政府强烈不满，甚至演变成日韩外交争执。尽管日方主张1965年两国协定已了结赔偿问题，但韩国法院认定个人对反人道罪行的索赔权不受条约限制。上述劳工事件使三菱集团在东亚邻国形象受损，也成为跨国历史遗留问题的典型案例。
垄断与腐败指控：战前的三菱因实力雄厚，一度被指责操纵市场、破坏公平竞争。财阀通过行业垄断获取超额利润，使中小企业难以生存。此外，三菱等财阀长期向政界巨额输送资金，被舆论诟病为政治腐败的温床。有史料称20世纪20-30年代三菱财阀几乎“买下”了执政党政友会，利用金钱影响政策和官员任免。这种政商勾结损害了日本政治的清廉性，间接助长了军部和极右翼势力的扩张（因民众对财阀政党腐败的不满被军部利用）。虽然这些问题在战后经过民主改革有所收敛，但三菱等企业集团在日本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仍引发外界对其是否干预政策的猜疑。
现代公司治理批评：进入战后和平年代，三菱财团以交叉持股和主银行体系维系，其稳定性与协同性受到肯定，但与此同时也遭遇公司治理方面的诟病。批评者认为，集团内企业互相持股、彼此保险的结构，导致管理层缺乏外部监督压力，存在“内部人控制”和对集团忠诚高于对股东负责的问题。研究指出，过度的交叉持股会带来治理低效，管理层因缺乏资本市场约束而可能怠于改革，甚至放任弊端。“集团内部过度忠诚”还容易滋生集体决策的盲点和裙带风气，在日本过去曾引发若干丑闻。例如2000年曝光的三菱汽车隐瞒车辆缺陷丑闻，就被认为与企业内部追求对上隐瞒、缺乏外部监督有关，给三菱品牌带来严重打击。近年来，在政府和投资者推动下，日本企业开始加强治理改革，降低互相持股比例，提高董事会独立性等。三菱集团成员也响应号召削减了许多历史持股关系，交叉持股比例大幅下降。但作为历史悠久的企业联盟，三菱系在管理文化上依然较为保守，其面对激进投资者的抵御心态等偶尔受到批评。如何在保持集团协同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效率，仍是三菱在现代商业环境中需要平衡的问题。
综上，岩崎弥太郎及其家族四代人缔造和传承了三菱这一日本著名企业帝国。从幕末维新时期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公司，到财阀时代垄断日本诸多产业，再到战后凤凰涅槃重组为“三菱系”财团，三菱的演变折射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兴衰轨迹。在推动日本近代化和创造财富的同时，岩崎家族及三菱也深深嵌入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既享有荣耀也背负争议。其历史经验表明，家族企业在成长为垄断财阀后，需要面对如何约束权力、履行社会责任等挑战；而战后通过分散所有权、加强协作网络所形成的新模式，又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全球治理标准。三菱集团在21世纪依然是世界经济版图上的重要力量，其百年变迁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为日本乃至全球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