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全景研究:哈佛、耶鲁如何管理数千亿美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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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底层结构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本质上不是一个学校随时可以“取现”的大账户,而是一组永久性、目的性很强的捐赠资金池。学校通常把成千上万笔独立基金合并投资,再按照平滑化的支出规则分配给奖学金、教授席位、科研、图书馆、校园维护等用途。多数大学都把“当代使用”与“代际公平”同时作为原则,也就是今天要花、但不能把未来几代人的购买力提前吃掉。NACUBO明确强调,大学捐赠基金通常按长期永久资本来管理,法律上受《统一审慎机构基金管理法》约束;哈佛和耶鲁的官方说明也都强调,年度拨付通常围绕约 5% 左右的区间设计,并且大量资金带有 donor restriction,不能挪作他用。
这件事的规模非常大,但并不均匀。根据 2025 NACUBO-Commonfund 研究,657 所美国高校及相关基金会合计拥有约 9443 亿美元捐赠基金资产,FY25 一年期平均回报为 10.9%,十年期平均回报为 7.7%,当年从捐赠基金中提取用于办学的金额达到 334 亿美元;其中 47.4% 的年度支出流向学生资助,平均覆盖学校运营支出的 15.2%。换句话说,捐赠基金对很多学校都重要,但对绝大多数美国高校而言,它不是全部预算;真正高度依赖捐赠基金的,主要是最顶尖那一层学校。
但“规模巨大”不等于“普遍富有”。关于美国高校捐赠基金分布的研究显示,财富高度集中:一项基于近 800 所大学数据的研究发现,按学生口径看,前 20% 学校掌握了约 80% 的总捐赠财富,后 20% 只有约 0.6% 到 1%。NBER 对 1992—2005 年大学捐赠基金的研究则指出,顶级捐赠基金扩张,很大程度来自更高投资回报,而高回报又与更早拥抱另类资产、规模经济、以及选择管理人的能力有关。也就是说,美国大学捐赠基金世界不是“一个行业”,而是一个极度分层的资本体系。
哈佛与耶鲁的成立背景和历史起点
哈佛的捐赠基金历史,几乎和学校本身一样久。哈佛大学 1636 年成立,1638 年约翰·哈佛去世后把自己的藏书和一半遗产留给这所新学校,这被官方视作哈佛捐赠传统的起点。随后,1721 年托马斯·霍利斯的捐赠又开创了“指定用途捐赠”的标准做法,也就是 donor 明确规定资金必须用于某个具体方向。今天哈佛官方仍强调,其 endowment 由约 14,765 个基金组成,已经延续近四个世纪。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则是在 1974 年成立 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 以后才真正成形。
耶鲁的起点略晚,但路径非常相似。耶鲁前身是 1701 年获特许设立的 Collegiate School,1718 年改名为 Yale College,缘由是商人 Elihu Yale 捐出货物售卖所得、417 本书以及乔治一世画像。耶鲁今天的官方表述是,其 endowment 是“300 多年慷慨捐赠”的产物。更关键的是,耶鲁不仅积累了钱,还很早就把“大学该如何作为机构投资者”变成了制度问题。1972 年,《The Ethical Investor》发布,耶鲁公司当年就采纳其建议框架,形成了此后数十年的 ethical investing 传统。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分层。哈佛和耶鲁的“捐赠基金”并不是在 20 世纪才出现的,它们的本金池来自几百年的 donor gifts;但哈佛的 HMC、耶鲁后来被外界称为 Yale Investments 的专业投资办公室,却是现代金融化、职业化治理的产物。也就是说,前者是慈善资本的长期累积史,后者是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的制度化史。理解美国顶尖大学捐赠基金,必须把这两条时间线分开看。
关键人物与真正的操盘机器
哈佛这一边,最关键的不是“某一位创始人”,而是几代制度化操盘人。20 世纪末,Jack Meyer 执掌 HMC 时,哈佛 endowment 在 2000 财年达到 192 亿美元,当年官方明确说风险投资是主要驱动项之一,这代表哈佛很早就深度进入 VC/另类资产世界。2009 年金融危机后,哈佛 endowment 年度回报为 -27.3%,资产降到 260 亿美元,暴露出大型复杂组合在危机中的脆弱性。2016 年底,N.P. “Narv” Narvekar 从 Columbia Univers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转任 HMC CEO;到 FY25,哈佛披露现管理团队八年年化回报为 9.6%,并且正在有节制地提高组合风险,主要通过增加 equity exposure。至于这些管理人的家庭背景,公开资料大多只披露教育与职业履历,家庭阶层和早年成长细节公开资料有限。
耶鲁这一边,真正定义时代的人是 David Swensen 和长期搭档 Dean Takahashi。耶鲁官方讣告写得很清楚:Swensen 1985 年接手时,耶鲁 endowment 只有 13 亿美元;到他去世前后的 2021 年,endowment 已达到 423 亿美元。耶鲁称,Swensen 任内 35 年到 2020 年的年化回报为 13.1%,比 Cambridge Associates 平均水平高 3.4 个百分点,也比传统 60/40 组合高 4.3 个百分点;他和 Dean Takahashi 共同塑造的“Yale Model”后来几乎成了大学捐赠基金行业的圣经。Swensen 的公开资料里能看到的早年信息包括:他在威斯康星长大,本科毕业于 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1975 年到耶鲁读经济学博士,受 James Tobin 和 William Brainard 影响很深,随后在 Salomon Brothers 和 Lehman Brothers 工作并参与利率互换创新,然后才回到耶鲁管理 endowment。
Swensen 之后,耶鲁没有把自己变成“纪念馆”,而是让体制继续运转。现任 CIO Matt Mendelsohn 2007 年加入耶鲁投资办公室,此前是耶鲁本科物理专业出身,还曾教授 endowment management。耶鲁当前的治理结构也很典型:投资委员会成员直接来自资本与企业一线,包括 Bain Capital 的 Joshua Bekenstein、前 King Street 的 Francis Biondi、前 Benchmark 的 Matt Cohler、Amadeus Capital 的 Anne Glover、前 Wells Fargo CFO John Shrewsberry 等。哈佛的 HMC 董事会也一样,由 Tim Barakett、Blackstone CFO Michael Chae、Ford Foundation CIO Eric Doppstadt、J.P. Morgan Asset & Wealth Management CEO Mary Erdoes、General Atlantic 的 Martín Escobari 等人构成。换句话说,顶尖大学捐赠基金从来不只是“校务财务部门”,而是一个和全球顶级资管网络深度互嵌的治理装置。
资金量、组织架构与投资方法
到 FY25,美国顶尖大学捐赠基金已经形成非常清晰的第一梯队。哈佛 endowment 为 569 亿美元;耶鲁为 441 亿美元;斯坦福大学 endowment 为 408 亿美元,而其 Merged Pool 达到 477 亿美元;普林斯顿 endowment 为 364 亿美元;MIT 为 274 亿美元;哥伦比亚为 159 亿美元;布朗为 80 亿美元。若把公共体系也放进来看,德州的 Permanent University Fund 在 2025 财年末达到约 402.91 亿美元,但它是州宪法设立的公共永久基金,服务于 UT 和 Texas A&M 体系,性质不同于单一私立大学 endowment。由此可见,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MIT 这几家,构成了美国大学捐赠资本的真正核心层。
这些钱怎么真正支持学校,各校差异很大。哈佛 FY25 从 endowment 分配给运营的金额为 25 亿美元,占总运营收入 37%;而且哈佛自己强调,超过 80% 的市值受 donor agreement 和 UPMIFA 约束,真正可全校自由支配的 fully unrestricted 部分不到 5%。耶鲁的 spending policy 目标是每年支出 endowment 市值的 5.25%,为学校年度预算提供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且 2025 年官方说过去十年已从 endowment 中支出了 153 亿美元。普林斯顿对 endowment 的依赖更高,官方说其大约提供学校运营收入的三分之二。斯坦福 FY25 从 endowment 向运营分配 19 亿美元。MIT 则强调,endowment 支持了本科生学费的约 50%。这就是为什么“名校捐赠基金很多,为什么不直接拿来免学费”这个问题,总是会被学校官方反复否认:因为法律限制、用途限制和永续目标都很硬。
哈佛当前组合高度另类化。根据 HMC FY25 报告,哈佛资产配置大致为:public equities 14%,hedge funds 31%,private equity 41%,real estate 5%,bonds/TIPS 4%,other real assets 3%,cash 3%。这说明哪怕经历过 2008 和随后多轮再平衡,哈佛仍然是一个重私募、重对冲、重外部管理人选择的组合。HMC 同时表示,近年来已经开始“有节制地提高风险”,主要方式是更高 equity exposure;并强调 secondary market 的使用是其八年前就开始的常规组合管理工具之一,而不是 FY25 临时出现的流动性求救信号。
耶鲁的“Yale Model”则更像一种投资哲学,而不只是一个配置表。耶鲁现在公开讲得最明确的几个关键词是:long-term、equity-oriented、diversified、partnership-oriented、best managers。耶鲁还明确表示,之所以不公开完整持仓和管理人名单,是为了履行与第三方管理人的合同义务、保护其竞争优势,也保护自己获取优秀管理人的渠道。耶鲁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公开完整资产配置,但其 2020 年官方《The Yale Endowment》仍能看到成熟版 Yale Model 的结构轮廓:absolute return 21.6%,domestic equity 2.3%,foreign equity 11.4%,leveraged buyouts 15.8%,venture capital 22.6%,real estate 8.6%,natural resources 3.9%,cash & fixed income 13.7%。到了 2024、2025 年,耶鲁官方继续强调其“significant allocation to private assets”,并承认在 public markets 很强、私募退出市场低迷时,这种结构会阶段性落后。
其他顶尖学校大多都受哈佛和耶鲁影响,但组织形态并不完全相同。斯坦福通过 Stanford Management Company 管理 Merged Pool;这个池子除了学校 endowment,还包含 Stanford Health Care 和 Stanford Medicine Children’s Health 的长期资金。普林斯顿的 Princo 成立于 1987 年,当时 endowment 只有 22 亿美元;它强调自己的自然优势是 long horizon、low liquidity needs 和 singularity of interests。MITIMCo 则在 2004 年从 MIT 财务司库体系里独立出来,现团队从 2006 年起由 Seth Alexander 领导,并强调自己经常在管理人“Day One”阶段就建立合作,甚至成为对方唯一外部伙伴。这几家都不是在复制散户或共同基金逻辑,而是在打造自己的 institutional edge。
争议、失败、批评与压力测试
顶尖大学 endowment 的神话,最严重的一次破裂发生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哈佛 FY09 回报为 -27.3%,endowment 市值降至 260 亿美元;耶鲁 FY09 回报为 -24.6%,市值从 229 亿美元降到 163 亿美元。危机暴露出一个核心问题:当组合里有大量私募、地产、自然资源、复杂对冲和难以迅速退出的资产时,账面长期回报可能很高,但一旦遇到极端流动性冲击,学校预算端会非常难受。哈佛后来长期被拿来当“另类资产配置过深、直接投资扩张过快、危机时预算刚性过强”的反面教材之一。
第二类争议,是透明度与伦理边界。耶鲁明确说自己不公开完整持仓,理由是保护外部管理人竞争优势和自身筛选一流管理人的能力;同时也说明 13-F 里出现的证券并不必然意味着耶鲁主动直接持有该公司,很多只是管理人清算分配或捐赠后暂时过渡。另一面,耶鲁又是最早把“机构投资者的伦理责任”制度化的大学之一,1972 年就形成了《The Ethical Investor》框架。普林斯顿 2021 年对 thermal coal 和 tar sands 做出 dissociation 决定,2022 年又进一步退出全部 publicly traded fossil fuel companies;哈佛则要求 HMC 走向 2050 年 net-zero portfolio。也就是说,顶尖大学 endowment 既因“不够透明”被批评,也因“过于带有政治或伦理立场”被批评。
第三类争议,是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这条路到底是不是已经过度拥挤。2024 年耶鲁官方就承认,由于对 private assets 配置很重,在 public market 强势、而 private assets exit market 低迷时,自己会阶段性落后。2025 年,市场进一步看到真正的压力信号:路透报道哈佛在研究出售约 10 亿美元 private equity fund interests;耶鲁先是公开确认在研究出售 private equity fund interests,随后路透又转述彭博称其接近出售最多 25 亿美元的相关资产。与此同时,哈佛 FY25 报告又强调,自己使用 secondary market 是常规再平衡手段,不应简单理解为流动性危机。这里的真实情况更接近于:顶级 endowment 并非突然“不行了”,而是过去那套依赖私募溢价和流动性折价的模型,正在进入一个更复杂、更拥挤、也更需要再平衡技巧的新阶段。
第四类外部压力,是税收和政治环境。2017 年美国税改把部分大型私立大学纳入 endowment net investment income excise tax,IRS 2019 年发布了相关指导。哈佛官方则说明,2025 年联邦新法又把这项税从 1.4% 提高为分级税率,最高可到 8%,并扩大了受影响学校范围和应税收入口径。与此对应,NACUBO 2026 发布的数据也显示,FY25 美国高校从 endowment 的提取同比增加 11%,达到 334 亿美元。换句话说,在更高税负、研究经费不确定、政治审查强化的背景下,endowment 对顶尖大学的重要性不是下降了,而是在上升。
今天的格局与现实影响力
如果把这些信息全部合起来看,美国顶尖大学捐赠基金不是单纯的“学校存款”,也不是简单的“校友捐赠余额”。它更像四层结构的叠加:第一层是几百年 donor gifts 累积起来的永久资本;第二层是法律与 donor intent 约束下的支出系统;第三层是和全球 PE、VC、hedge fund、real asset 管理人深度绑定的外部关系网络;第四层是学校把这些投资收益再转化为招生、奖助学金、师资、科研与声誉的能力。NACUBO 说 endowment 的平均预算贡献率只有 15.2%,但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校,它已经是决定性财政支柱。
为什么全世界总是盯着哈佛和耶鲁看?答案很简单。哈佛今天仍是全球大学中最大的 endowment;耶鲁则是最深刻改变 institutional investing 思路的学校。哈佛代表“规模、资源、校内预算依赖和复杂组合管理”的极限;耶鲁代表“外部管理人网络、另类资产配置、长期主义和办公室文化”的范式。Swensen 去世时,耶鲁官方直接说,他改变的不只是耶鲁,而是整个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world;而哈佛的组合动作、董事会构成和资本运作,也持续被全行业当成风向标。
未来几年,这个体系最值得盯的不是“还会不会继续赚钱”,而是三个更深的问题。第一,私募和风险投资的超额收益还能不能持续覆盖流动性、估值滞后和高费用的代价;第二,顶尖大学在更高 endowment tax 和更高政治压力下,会不会把组合重新向 public equity 或更透明资产倾斜;第三,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 elite institutions 的格局,会不会在财务上进一步强化美国高教体系的分层。至少到 2026 年中可以确认的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MIT 这些学校的 endowment 仍然强大,但它们已经不再处于一个“只要照搬 Yale Model 就能轻松跑赢”的时代。